作为英国在巴黎和会时期的内阁，陆军大臣丘吉尔是最为痛恨布尔什维克的一位内阁成员，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偏见，甚至连一些英国人都有些不以为然了。
丘吉尔认为：在俄国隐藏着一个纪律严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党，它要在遥远的未来创建一个完美世界，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他告诉自己的同僚和公众：“和许多远大政治梦想不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是，只能靠暴力来宣传和维持。布尔什维克党人做好了准备，要摧毁一切阻止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的东西，不管是俄国的社会制度还是俄国人自己。”
在伦敦他对一位会见者说：“在历史的所有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破坏力的、最为可耻的。”
首相劳合·乔治对此认为丘吉尔的动机不纯，他告诉记者：“公爵的血统让他反感俄国全面消灭大公的做法。”
丘吉尔身边的许多同事和英国大部分公众，都将丘吉尔视为怪胎和不可信的人。加里波第战役的灾难并没有从丘吉尔身上洗去，英国公众依然把他视为一个刽子手，并认为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听起来有些歇斯底里。
比如在1918年11月，丘吉尔在一次选举发言中说道：“在大片大otg2ntc=片的土地上，文明正被灭绝。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像狂暴的狒狒大军一样，在城市的废墟和受害者的尸堆上欢呼雀跃。”
当时在场的内阁成员一片哗然，贝尔福冷淡地对丘吉尔说道：“我钦佩你讲述事实的夸张手法。”
事实上，在德国尚未投降之前，协约国内部对于俄国革命的看法正在有所改观。一方面协约国方面没有想到德国人在美国宣布参战后居然还有余力发起在西线的进攻，这让英国人开始焦虑德国如果拒绝投降的话，从莱茵河到柏林的进军道路上不知还要流多少血，这将让美国在战后拥有对欧洲更多指手画脚的权力。
因此在俄德和解后，协约国内部的自由派开始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十月革命并不是一场叛乱，虽然他们推翻了一个民选的临时政府，但至少布尔什维克留下了沙皇一家的性命，这说明布尔什维克党人还是有理智的。
另外，鉴于现在的法国和美国都是革命后的产物，因此自由派也把十月革命看成为了一场比资产阶级革命更为激进一些的革命。至少威尔逊总统一开始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是：限制大企业、大政府的权力，给个人提供更大的自由。
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格雷森就对外透露，总统赞同布尔什维克党章中的很多内容，“当然，他说他们的谋杀、充公以及对法律的彻底漠视，都应该严厉谴责。然而，他们的学说有一些是完全被资本家逼出来的，资本家忽视各地工人的权利。他还警告所有同事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能理智下来，制定一套法律政策，那么他们很快就会遍布欧洲，推翻现有的政府。”
劳合·乔治在和会上也曾经附和过威尔逊总统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寡廉鲜耻、专横无道的旧秩序得到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俄国革命表现出来的残暴，完全归咎于压迫与剥削。”
寇松向贝尔福抱怨过，“首相自己就带有一点儿布尔什维克的味儿。有人觉得，他会把托洛茨基当作国际舞台上唯一的知己。”
另一方面，协约国中的许多人相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终会安定下来，变成资产阶级。西方的事情不会发展到俄国那种地步。如果布尔什维克的理念渗透西方社会，那是因为人民本身忍无可忍了。
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认为，拿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标，就夺走了它需要的氧气。没有土地的农民，没有工作的工人，没有希望的寻常男女，都盼望着那个预言家允诺的国度的降临。
威尔逊对于协约国其他政治家们说道：“江浙湖汉北即便是在自己的国家，劳资之间也存在危险的隔阂。种子需要土壤，布尔什维克的种子找到了已经为它们准备好的土壤。所以要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方法就是建立一种新秩序。”
劳合·乔治对此也表现出了相当乐观的看法，他对一名向自己提问的记者回应道，“你难道不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会自生自灭吗？欧洲非常强大，完全可以抵御它。”
威尔逊总统基于支持自己的进步主义者的立场和反对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对于政府的操控，劳合·乔治首相则是为了安抚国内的激进工人运动和选举，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站在了对苏俄缓和关系的立场上，但是他们也认为“俄国人应当遵守规矩，才能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员”。
劳合·乔治于年初抵达伦敦和克列孟梭会面时就试图劝说他，“我们不能当那个国家不存在。俄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吃尽了苦头，他们的军队赤手空拳地战斗，俄国政府无情地背叛了他们。经受了这种苦难，俄国人民反对协约国也不奇怪。
但是俄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横跨欧亚两大洲，人口接近两亿。我们可以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党人，但西方可以拒绝承认他们吗？要是说只有我们可以从一个伟大民族中挑选代表，那就等于违背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所有准则。
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就犯过同样的错误，支持了法国的流亡贵族。结果使欧洲陷入了一场持续25年左右的战争。难道我们还能再犯一次同样的错误吗？”
但是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并不能接受劳合·乔治的观点，他把俄国布尔什维克视为了德国人颠覆沙皇政府的工具，在俄国和德国和解后，他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因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十月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在德国操纵下的一次叛逆。
除此之外，法国很多中产阶级先前购买了大量的俄国国债，但是十月革命之后人民委员会宣布废除了这些国债，这就让法国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产生了普遍的不满。
因此克列孟梭不能违背国内的民意，他警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向巴黎派出代表，极端激进分子就有可能被鼓动起来，中产阶级则会慌乱不安。街上会发生暴动，那样的话他的政府就不得不用武力平息事态。因此英国和美国打算邀请布尔什维克参加和会的话，那么他就宣布辞职。”
在2月之前，劳合·乔治面前的俄国问题有三个选择：第一，摧毁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把它和外界隔绝开来；第三，邀请俄国人来和会，布尔什维克党人也要算在内。
不过，第一个选择随着高尔察克军政府的垮台和苏德合作已经近乎于失败。第二个选择在高尔察克军政府垮台后，协约国也无法封锁住西伯利亚铁路，从而大大的削弱了对于俄国的封锁效果。
因此劳合·乔治个人是倾向于第三个选择的，把俄国国内的各个派别邀请到巴黎来，让他们达成停战协议，从而给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势力一个喘息的机会。为了说服四人会议中的其他三国，他这样形容道：“罗马人就是这么干的。把野蛮人找来，告诉他们要守规矩。”
在俄国问题上，威尔逊支持劳合·乔治，但法国外长毕盛和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有异议。四人会议争执不下中，毕盛建议至少要听听法国和丹麦大使的意见，因为他们刚从俄国回来。这两个人到是来得正是时候，他们带来了一个恐怖而丧失人性的苏维埃俄国的传闻。
虽然劳合·乔治并不相信这两人夸大的言词，但是围绕巴黎和会的那些保守派们，使得他不得不小心行事。伦敦议会中的托利党人和法国投资者一样，都对布尔什维克党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这使得劳合·乔治更加难以选择缓和的方案，当然，日本和中国代表的意见是被排除在首相的视野之外的。
只是这样一来，对于俄国问题迟迟不能决定，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保守派对于缓和主义的不满，他们要求最高理事会明确对俄国问题的决定。
丘吉尔在议会上攻击首相对俄国问题的优柔寡断，他在议会中疾呼道：“他们同苏俄开战了吗？显然没有，但他们一看到苏俄分子就会开枪。他们以入侵者的身份站在俄国领土上，武装了苏维埃政府的敌人，封锁了它的港口，凿沉了它的战舰。他们真心希望它能倒台，也安排了计策。但是提到战争—他们觉得太可怕了！提到干涉—又觉得太丢人了！”
法国的福煦元帅成为了丘吉尔对俄国问题言论的支持者，英法的许多报纸都在呼吁明确对于俄国问题的政策，“要么派出更多的军队去消灭布尔什维克，要么把我们的军队撤回来。”
威尔逊在见识到了英法强大的保守势力后，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对一名英国外交官说道：“我坚信应该让他们自救，即便他们要在无政府主义中沉沦一阵子。我有这么一个比方—很多无望的家伙会自相残杀。你不能和这种人做生意，所以把他们都关在一个房间里，把门锁起来，告诉他们等自己把事情都解决好了，就可以打开门做生意了。”
当然在法国以外的法国军队并不支持本国那些保守派的看法，驻扎在近东地区的法国将军路易·弗朗彻·德斯佩雷就写信给国内说道：“我没有多少士兵进驻这个国家。等到冬天，一想到战友都在休息，自己却在冰天雪地的俄国，我的人是不会高兴的。”
这位法国将军的警告被法国政府忽视了，在1918年的秋天，法国政府把一支由法国人、希腊人、波兰人组成的混编部队开到了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这支远征军立刻发现，自己要和各种各样的敌人作战——从布尔什维克党人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再到无政府主义者。
远征军的士气很快就崩溃了，在1918年的漫长冬季中，法国部队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欲望，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发现，只要派出会讲法语的人去法国军队劝降，就很容易收服远征军的士兵。
远征军中的法国军官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写道：“在凡尔登和马恩河战场上保住脑袋的法国士兵，没一个想在俄国战场上丢掉它。”
到了1919年4月，法国政府终于发现了远征军所面临的危险处境，于是他们匆忙下令撤军，将敖德萨和当地居民留给了布尔什维克。当地的居民们赶到岸边，徒劳地恳求法军带上他们一起走，但他们被抛下了。规模稍小的一支法国远征军从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撤离，秩序略微好一些，带上了4万名俄国人，其中就有沙皇的母亲。两周后，法国的黑海舰队就发生了叛乱。
协约国方面很快就发现，他们现在对于苏维埃俄国能做的已经不多了。甚至于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关在俄国境内，这一方案也行不通了。正如丘吉尔之前的预言，“当心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与民族主义的德国及中国结为同盟。到最后，我们可能会碰上一个掠夺成性的联盟，从莱茵兰一直延伸到新加坡，威胁到大英帝国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重要利益，威胁到世界的未来。”
“从十月革命爆发到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丘吉尔先生曾经发表了无数预言，不过今天他所发表的最令人恐惧的一个噩梦业已降临。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出了邀请，邀请希望和平的人士去莫斯科参加一个真正的和平大会，讨论有关于人类未来的太空旅行计划。德国、中国、波兰、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已宣布要参加此次和平大会，世界再一次被分割为了两个阵营，新的大战距离我们还有多远？”英国的一份报纸如此向本国国民报道。
德国、法国、美国，每一个国家的报纸都开始刊登了来自莫斯科的太空旅行和和平大会消息，这冲破了西方保守派势力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新闻的封锁。这种突破来自于德国右翼对于协约国苛刻和约的不满，来自于各国自由派和左派对于保守派势力的反击。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太空旅行的猎奇性比共产共妻的猎奇性更能吸引大众的目光。特别是法国人翻出了本国最伟大的科幻作者儒勒·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来讨论人类飞出地球的可能性。对于已经厌倦于战争的各国人民来说，利用太空中的资源来平息各国之间为殖民地而发起的战争，显然是极受欢迎的。
这使得英国人所捏造的共产共妻谣言，无形中被社会舆论对太空旅行计划的探讨极大的削弱了。德国的共产主义者认为，没收资本家如果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那么就不是暴政。
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则驳斥英国报纸的共妻委员会，“英国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民族，即便是为了污蔑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贫乏的想象力也只能从本国的历史中去找一面镜子。我们当然记得：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是娼妓，所谓的哈里斯名单，就是那些浪荡子去伦敦寻花问柳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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