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公主岭308农场开耕，该农场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郑云英驾驶着一部东方红27马力拖拉机，在已经软化了下来的黑土地上开始了耕耘。
东方红拖拉机是中国和万国农机公司合作生产的第二款柴油拖拉机，每小时能够翻地7.6亩，一台拖拉机加上辅助的农机具，大约能够翻耕收割1500亩土地。这些利用汽油和柴油发动的农业机器，极大的降低了农业的劳动强度，哪怕是一个女子开着拖拉机，也远远超过了过去上百个男子用传统农具能干的活。
农业的机械化，让农业生产中的男女实现了平等，过去共和党所号召的男女平等，大多停留在了城市之中，很难深入到乡村，因为采用畜力和人力进行劳作的农业，始终是不能男女平等的，没有了男子，女子就不能依赖耕作养活自己。
但是水渠和排灌站构筑的灌溉体系加上这些动力农机的出现，使得农业中男女劳动力的差异被拉平了，过去男人能干的农活，女子依赖农业机器一样能够做到，且某些学习过农业技术的女子甚至比那些固执保守的老农民更懂得如何种地。
于是，至少在现代化的农场中，女性不再被视为是男人的附属物了，她们可以从事从卫生员到拖拉机手的一系列过去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工作。
21岁的郑云英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308农场工作，在她自己的努力和农场的培养下，终于成为了第一名女拖拉机手。她对于自己的工作是满意的，每次坐在拖拉机上的时候，她就觉得自己不在是曾经家中多余的丫头，而是一名靠着双手养活自己的女拖拉机手了。
当郑云英开着“突、突、突”的拖拉机欢快的在黑土地上前进时，308农场的场长正站在田边向着前来视察的梁廷栋介绍着农场今年的生产计划，并顺便炫耀了几句本场第一位女拖拉机手。
梁廷栋听了郑云英的事迹后，也大为赞赏的说道：“好，女共青团员加上女拖拉机手，这正是我们需要宣传的社会主义新女性的形象么。东北想要继续发展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加入到社会生产中来，而且不能是过去那种只会用锄头和抡锤子的文盲型劳动力，我们需要更多有知识有技能的青年劳动者…”
梁廷栋口中说着，心里却不由想起了10年前东北的社会状况，那个时候关外的妇女虽然比关内要自由一些，因为要帮助家中垦荒，所以同样要抛头露面，但说起来妇女依然还是家庭中的一项财产，只有极少数女子能够摆脱家庭的影响，成为自己的主人。
因此，吴川提出要解放生产力，就要先从解放妇女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委员和党外有名望的人士都是反对的，认为吴川这一步跨的太大了，完全没有尊重中国社会的现实。哪怕是那些留学归来的精英们，也认为让男女平等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哪怕是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但是在解放妇女的问题上，吴川却表现出了特有的固执，作为共和党、革命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的创立者，吴川其实完全可以单独做出任何决定，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吴川其实很少使用这样的权力，但是并不是说他不会使用这样的权力。而当吴川使用独裁的权力推动一些事件的进程时，其他党的中央委员们只好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吴川特有的固执。
不过到目前为止，吴川每一次采取特有的固执行动时，总是证明了他的固执是正确的，也是不可抵挡的。比如解放妇女这件事，一开始大家都不赞成，也不认为这件事能够推动下去，毕竟中国可是讲了上千年的男尊女卑的社会，不要说男子，就连女子也在自动的维护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习俗。
比如山东、河南等地，封建礼教对于乡村妇女影响之深，甚至达到了婆婆亲自拿刀砍媳妇的大脚，因为大脚有辱门风的程度，完全没把媳妇的性命放在心上。比如那位做到了大总统的袁世凯，仅仅因为自己母亲是小妾出身，就难以把母亲下葬于袁家的祖坟，气的袁世凯干脆远离老家建了一个归隐的庄子。
梁廷栋觉得那位鲁迅写的文章对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批判简直是入木三分，确实，中国的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礼教社会。哪怕是他们这些革命者，也没敢想过要一下子掀翻这座铁屋子。
不过到了1921年的时候，梁廷栋发现吴川的固执似乎又一次胜利了，那些曾经囚禁在妇女身上的枷锁，正一根根的被断开了。而吴川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厚传统，其实就是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党内开始推动一夫一妻制度的婚姻法；第二就是推动妇女的同工同酬。
一夫一妻制度重新构筑了家庭的组成，粉碎了过去女子以色事人和传宗接代的婚姻导向，在新婚姻法中，女子成为了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男子的从属物或是一项家庭财产。
在1914年以前，家中的女子是没有单独的人权的。她们可以被父亲出卖给他人；也可以被丈夫出卖给他人；而失去了父亲和丈夫保护的女子，如果没有儿子又要被族人卖掉，这就叫吃绝户。没有人觉得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哪怕是现在，在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地区，依然存在着这种现象。
新婚姻法不仅把一夫一妻制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还以法律保护了女子的权利不受侵犯，不再允许父亲、丈夫、兄弟或其他人买卖妇女。而妇女和男子的同工同酬，则为妇女独立于社会建立了经济基础。
东北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就使得整个社会的主流阶层开始摒弃男尊女卑，在资本的眼中，没有男或女的区别，只有成本高低的区别。不管是私人资本或是国家资本，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假设资本眼中有什么男尊女卑的概念的话，那就是利用男尊女卑的观念削减妇女的薪资。
在这一点上，欧洲和美国资本家倒是难得的同中国传统士绅达成了一致。虽然从辛亥革命之后，迁移到东北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再增长，但是欧洲战争带来的景气和东北荒地的大开发，使得整个东北依旧还是缺乏劳动力。
辛亥革命之后，吉林和黑龙江、东蒙、临海州等地方，都有着大量的荒地可以开垦。而东北工业建设的发展，更是让东北需要大量的基建和工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以机器取代人工，把妇女当成男子用，就成为了东北各阶层的共同认识。
因此，东北的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对于妇女儿童的保护变得越来越严厉，对于那些抱着顽固的男尊女卑思想的人群，则开始了从教育学习到劳动改造的一系列帮助措施。
城市公社的建立，也同样纳入了妇女解放运动，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劳动者在公社中的力量。和乡村妇女相比，城市妇女拥有更多的工作几乎，越是大城市，妇女在劳动就业的人口比重中就越高，比如长春、哈尔滨、沈阳这些城市，妇女劳动者就达到了男性劳动者的6-8成。
而和那些男性工人相比，女工们显的更为拥戴组织和服从组织的决定，梁廷栋想到这里，口中也是情不自禁的感慨道：“我们还是应当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啊，只有机械化才能进一步解放农村的劳动力，让更多的农村青年走出乡村进入城市，为城市提供更多的新无产阶级…”
周边的陪同人员都觉得梁廷栋说的对，去年东北三省已经开垦了2.2亿亩土地，但是国有加上私有的拖拉机也才达到7.6万台，大约8000万亩采用了机械翻耕，占了东三省耕地面积约三分之一强。但仅仅是完成了三分之一土地的机械翻耕，东北的粮食产量也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差不多每亩单产已经突破了97公斤。
以400公斤每人每年口粮计算，东北的粮食产量就能养活超过5000万人，这也是去年华北、西北大旱，而革命委员会却能够安然赈灾的底气。假如能够把东北农地的机耕面积、灌溉面积和高产水稻、玉米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那么东北粮食产量至少还能提高50%以上，这显然就和梁廷栋所描绘的东北前景符合上了。
当梁廷栋站在田头展望着东北的未来时，莫斯科这边同样把精力放在了国内的建设上。国内战争结束后，解决了各自治共和国加盟苏联的问题，并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国内的经济后，1921年春天捷尔任斯基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了一封经济建设方面的报告。
他向人民委员会指出：“必须使金属工业朝如下目标发展：既要作为传统的部门来发展，又要组织对苏联生存攸关的新产业，即拖拉机制造和汽车制造等；采取保证金属工业和农民市场相结合的系统措施。
如果我们现在是木制的、穿树皮鞋的俄罗斯的话，那我们应该成为金属的俄罗斯…
他们说：我们做不到。做不到？这是什么意思？革命者什么都能做到。而如果在金属工业总管理局内没有足够数量的革命者，那国家会找到他们的，为了不是闭着眼睛地，而是充分地解决问题和提出问题，可以找到并且必须找到他们。”
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提出的这番建议，实质上就是要求从当前的新经济政策向着计划经济政策过渡，也是要求人民委员会从国民经济恢复期进入到国民经济建设期。
虽然布然哈林认为当前转入国民经济建设期还太早，因为苏联的农业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程度，而且目前中苏德三国之间的贸易运转相当的正常，苏联的外部环境并没有迫切的需要不顾一切的发展工业的处境。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都支持了菲利克斯的建立一个金属的俄罗斯的建设计划。只是，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虽然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正促使党向一个官僚集团转变，因此需要通过计划经济来消灭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另外就是提出了关于工会组织国家行政化的问题。
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支持菲利克斯提出的苏联工业化，则是认为中国共和党在东北实施的工业化正迅速的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当然共和党所采取的推动本国工业化的方式不是苏联可以复制的，但是中国人已经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农业发展也需要工业进行反馈，过去俄国所采取的木犁农业再怎么发展，也是难以超越机器农业的。
另外，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都反对党内国际派把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的胜利希望放在德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就如斯大林对人民委员会所言：“既然俄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住了一个国家的政权，那么为什么不先把这个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
同志们，请不要忘记，当吴川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甚至就不存在一个工人阶级，但是吴川也没有因此把无产阶级的胜利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
中国同志用了十年的时间发展出了数百万真正的无产阶级，并建立起了一个地区工业中心，为无产阶级在东方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有力的支援了我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同志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行得通的，共产主义会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成，但并不是只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成。
我们不可能在原地等待着，等待着德国无产阶级赢得革命胜利后来带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说，难道你们还要等待中国同志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带领我们前进吗？”
而斯维尔德洛夫则提醒人民委员会，中国党提出的太空旅行计划，是以工业为基础的高科技项目，如果苏联只把注意力放在农业发展上，那么在这一计划中，苏联就成为了中国和德国的辅助者，苏联将在这一计划中得不到多少发言权。
虽然直到现在，大多数委员对于火箭和太空旅行计划还是难以理解，但是火箭和太空旅行计划已经成为了欧美社会最热衷的话题。
资本家虽然把火箭和太空旅行视为月球大炮一般的科幻小说，但并不是所有资本家都对这一计划无动于衷的，至少美国资本家就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比如美国传媒大亨佩奇.开普兰就向中国航天航空科技公司投资了100万美元，用于购买一张太空船票。
开普兰的这一举动，不仅让他的广播电台公司股票涨了一波，也让不少美国资本家开始试图投资中国航天航空科技公司，以谋求新科技成功后能带给他们暴利。这个时代，美国资本家要比欧洲资本家更具有冒险精神，他们总认为新的科技发明能够带来财富，从电灯到有线电报再到无线电，大多是在美国资本家的冒险中成为了新兴产业。
当然，开普兰所花费的这一百万美元，是吴川的股份分红。美国资本带动起来的话题，很快就把太空旅行的讨论从科学家中推向了全阶层的关注。有关于太空旅行的科幻小说、电影、玩具、未来生活和服饰，引发了一波消费潮流，对于有准备的革命委员会来说，倒是获得相当大的利益。
和只想乘机做生意的中国人不同，太空旅行计划已经成为了代表无产阶级先进性的象征，因为只有真正关注人类前途的无产阶级，才会把资源投入到这种关乎于人类未来的项目。人民委员会显然不能忽略斯维尔德洛夫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