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能让吴川在同美国合作的方面做出让步，但是在得到了吴川的这个邀请之后，沙赫特知道柏林的银行团应该能够被安抚住了，至少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们肯定是满意的。
帮助革命委员会建立起一个现代金融体系，不仅可以确保柏林银行团的投资安全，更是加强了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金融控制，对于马克的扩张政策是极有好处的。
沙赫特欣然接受了吴川的邀请，甚至连考虑一下都没提，因为他生怕自己的犹豫会给美国同行找到什么机会。虽然来到哈尔滨不过几天，但是在德国外交官的帮助下他已经明白，自己脚下这片比德国还要大上近一倍的土地，已经为革命委员会所掌控，北京的中央政府只能在名义上拥有这里。
坐在火车上时，铁路两旁的自然风光已经告诉了沙赫特，这几乎就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宝藏。作为一个经历了美国和德国快速城市化时代的德国银行家来说，他很快就明白德国、美国的企业家为何要对满洲趋之若鹜了。
将这片土地开发出来，哪怕是部分达到美国或德国地区的城市发展，那么也就意味着创造大量财富的机会。也只有那些俄国人，才会把目标盯着了土地的本身而忽略了人的要素。俄国所拥有的领土，广袤的令人恐惧，但是在没有有效的开发下，这些土地几乎没能为俄国的强大增添半点帮助，反倒是消耗了俄国本就虚弱的财政。
也只有在斯托雷平主政的这几年，俄国人才似乎有些明白了过来，开始把精力埋头于欧洲部分的建设，不再试图继续向外扩张，于是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让柏林的政治家们感到恐惧了。
廉价的劳动力和无边无际的未开发荒地，只要加上西方的资本和机器，这里同样能够出现在欧洲、美国所出现的经济奇迹。相比较而言，资本和机器对于西方来说是富裕的，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面积的未开发荒地却是稀缺的，特别是对德国而言。
只是沙赫特是满意而去了，但是共和党的执行委员们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却有些爆炸了。在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不少南满权益的同时，共和党成员的民族自尊心就开始快速的成长了起来。事实上对于设立哈尔滨特别市这个问题上，就出现过许多反复。
如今吴川居然要邀请一个德国人来帮助管理革命委员会的金融机构，这无疑招到了大多数执行委员的反对。不过吴川对这些委员们坦诚说道：“根据我们从各地汇总的资料来看，即便我们和日本人结束了战争转入了国家建设，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一下解决各地所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黑龙江、吉林的大批荒地需要开发，东三省的辽河、松花江、嫩江需要进行全面的治理，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和城镇需要修缮或重建，数十万向革命委员会投诚的土匪武装和地方割据武力需要进行妥善的安置…以上这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那就是发展生产力。
想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基本建设当中去，我们需要大批的合格劳动力，我们需要全面而快速的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而要做到以上这些，我们每个月的财政支出应当不会少于850万元，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支出，甚至不是一年两年的支出，而是至少要维持五年以上，才能看到收获成果的。
而根据过去几年东北三省的税收记录来看，东三省的年财政收入大约为3000万元有余，也就是说仅仅够支持4个月的支出，剩下八个月大家就得喝西北风去了。因此，革命委员会未来几年都必须依靠举债度日，那么我们就需要，至少有一国的国际金融集团和我们绑在一起，我们的财政才不会突然崩溃。”1
虽然吴川的解释压制住了大多数委员的不满，但还是有人提出了疑问，“那么为什么是德国人？德国现在和英国、法国不是对立的很吗？我们找一个德国人担任金融顾问，难道不会遭到英国和法国的抗议吗？为什么不能找美国人，美国人对我们也很友善，也和我们有着大量的合作项目啊。”
吴川不假思索的回道：“第一、美国的投资大都没有落实，就目前的债务而言德国人才是我们的大债主。德国人要是抽回对于我们的投资，美国人肯定是不肯出钱填这个资金缺口的，到时我们的财政就会崩溃。而相反的话，德国人是不敢让我们现在崩溃的，因为我们欠了他们20几亿马克，要是我们崩溃了他们就什么都捞不回去了。3
第二公海舰队虽然强大，但是英国皇家舰队更强大。而太平洋虽然辽阔，日本人是不可能为我们挡住美国人的舰队的。所以，我们请一位德国人担任金融顾问，并不会让德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但要是请一位美国人来担任金融顾问，也许我们今后就真要成为美国资本的奴隶了…”1
在东北三省逐步从战时体制向建设时期平稳过渡的时候，关内却开始变得有些混乱了起来。袁世凯虽然接任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一职，登上了个人功业的顶点，但是很快他就发觉自己的日子过的还不如当上大总统之前了。
令袁世凯感到头疼的问题可不止一个，首先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联邦自治和中央集权之争，就像他之前在北京看着各省军政府造南京临时政府的反，觉得这些民党可真是个笑话。现在他觉得这个笑话真的不好笑，因为各省军政府在他上台之后也同样反对他搞中央集权。
袁世凯这才回味了过来，原来这些民党是谁在中央就反对谁，他们是真心想关起门来自己当土皇帝了，这让他怎么能够忍受？为了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他只好选择了和同盟会分享权力，试图以拉拢孙、黄等同盟会领袖，让各省军政府失去反对北京的借口。1
第二个问题就是裁军，眼下全国在编军队95万余人，全年军费高达1亿元之多，还未包括海军费，约占了前清时全年财政总支出之三分之一，满清军费之一倍。这样的军队北京自然是养不起的，而且袁世凯也不愿意养，因为大部队军队都是各省都督之私军并不听命于他。
一旦地方和中央发生冲突，这些军队岂不成了中央的心腹之患？更何况各省军政府仗着自己手中有兵，就敢自己任免本省官员、私设关卡征收捐税和截留本该送往北京的税收，搞得北京政府只能管理一下北洋控制的区域，这不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吗？因此这兵是一定要裁撤的，只是裁兵60镇，遣散费也需2077万两，问题于是又牵涉到了第三个大问题-财政。
老实说，袁世凯也好，前清的各位宗室大臣也好，大家个人口袋里是不缺钱的。但是，不管是前清的国库还是现在中华民国的国库，却都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接任时,曾经对记者公开过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
前清宣统三年所作四年预算,中央岁入为一亿八千九百七十三万余元,而其中中央解款则达一亿七千四百九十万余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强。只是,自武昌起义以后,各省不仅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连在前清时期不敢耽误的“赔款”(庚子赔款)、“洋款”(外债)也截留不解,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收入。
于是熊希龄接任财政总长能干的便只有两件事，一是向各省呼吁解款；一是办理对外借款。只是向中央解款者寥寥无几，几乎只有北洋控制的几个省响应了。最为富饶的奉天及东南几省只是回了一封电报，表示自己这边也很艰难，还要请求中央拨款相助。
而向外国银行团办理借款一事，因为北京政府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定，且各省独立后的还款能力也不足，因此外国银行团提出的贷款条件，比对前清时还要苛刻。熊希龄4月上任，5月不到就干不下去，向袁世凯提出过辞职了。
至于第四个令袁世凯感到头疼的问题，就是外交问题。虽然他在前清时以会办理外交而出名，而北京公使团因为这一点才极力的支持他，认为能够替他们维护在华利益的就只有他袁世凯了。
不过袁世凯完全没有想到，不过是换了个国号而已，这些洋人的胃口突然就变大了。俄国人要他承认外蒙古的自治问题，幸好有革命委员会挡在前面，倒是给他分担了不少压力。但是英国人却又趁机提起了西藏自治的问题。
3月23日，拉萨公议局攻打色拉寺，引发了内地驻藏陆军和藏军之间的冲突。英人趁机以调停为名插手西藏事件，要求中国军队完全退出西藏。此时西藏和内地交通不便，北京前往拉萨需要转道印度最为快捷。因此英国人插手西藏的目的，显然是想要将西藏完全独立出中国。
袁世凯也知道兹事体大，英国和俄国的同时发难，显然是双方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一取外蒙地方，一取西藏地方。只是四川可没有一个革命委员会给他顶住英国人的压力，而在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借款问题上，袁世凯也需要英国的支持。于是他只能选择有限度的让步，并试图将西藏问题拖延解决。
而至于南京临时政府这边，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之后就前往上海、广东宣传共和体制去了。而在临时参议会决定迁往北京，袁世凯又将南京政府改组为南京留守处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员就各自星散而去，只留下了黄兴和20几万退回南京的部队。对于黄兴来说，怎么供应这只大军就成为了最头痛的问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