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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却没有如李升可几人这么兴奋，他一边看着车窗外的街头景象，一边平静的说道：“不管是水利建设、机器耕作、新农具的引入，还是农药、化肥的好处及对良种的培育，前清的一部分官吏就已经知道并试着实施过了。
之所以他们没有获得什么成就，并不是他们过于腐败，也不是我们高瞻远瞩，而是在于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不管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还是别的什么产业，都在这个体系下按照我们的意志运转了起来，这才使得工业时代所带来的便利能够深入到农村去。
大家不妨想一想，在农业增产的背后难道不是我们首先建立起了一个初步的交通网络，降低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运输成本吗？不是先建立起了一个能够收储农产品和向农村出售物资的供销系统吗？如果没有现在这个由铁路、水路、公路连接起来的交通网，那么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越是丰收便损失越大。
就在去年，地方上不是还有报告说，某些地区因为运输不便，宁可把大豆当成燃料来烧饭取暖，也不愿意运到城里来卖么？而如果丰收不能给农民带来利益的话，那么他们又怎么肯对土地增加投入呢？过去的粗放式种植并不是农民过于愚蠢，而是农民确实的考虑了自己的利益才做出的选择。
多开荒地不过是费了点力气，但是购买化肥、农药和良种这可是确实的投入，如果这种投入不能带来收益，农民自然宁可照着老方式去耕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为了粮食的增产而津津乐道，而是要确实的去考虑，让农民的增产转化为收入的增加，这才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我国的农民大多是小农，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是很差的，一旦一年的辛苦不能换回相应的收入，他们就很有可能走向破产。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农村的集体化和合作化，不能放任农村实施个体的私有化。农村的私有化除了少数人可以通过集中土地的方式牟取暴利外，大多数人只能走向贫穷，最终也将彻底摧毁农村的消费市场，也让我们失去了对于乡村的控制。”
李升可马上就醒悟了过来，向着吴川诚恳的认错道：“主席说的对，我还是过于浮躁了。只看到了今年的丰收，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农民是否真正因此而获得了较好的收入。我回去之后就会督促农业委员会的各位同志对各县市的粮食收购价格做一个调查，并了解一下各地粮食的外运状况。之后再重新给您做一次汇报。”
吴川把目光从窗外收回，在李升可和其他人的脸上停留了片刻，这才微笑着点头说道：“当然，农业丰收总是一件好事，至少我们总算掌握了一些农业生产的规律，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我觉得农业委员会也应该尽快总结经验，预备着明年推广这些好的经验，好争取更大面积的粮食增产么。”
听着吴川的语气缓和了下来，李升可的心里也是松了口气，他赶紧汇报道：“这个经验到是已经在总结了，但是唯有这个化肥产能不足，我们也难以推广啊。想要获得高产，一亩地里至少要施肥29.8公斤，氮磷钾肥料进行搭配。以1千万亩计算，化肥就要3亿公斤，也就是30万吨。
我们现在能够生产的，也只有磷肥，今年大概能生产不到2万吨。还有就是从南海荒地挖掘鸟粪石，一年也能挖个数千吨。至于氮肥和钾肥，只能从智利和德国进口，可是智利硝石现在也是火药生产的原料，而从德国进口钾肥需要黄金，这对于农业委员会来说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吴川思考了片刻，便向一旁的宋云桐问道：“德国人向我们提出的特殊品进口清单谈的怎么样了？”
宋云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笔记本，翻看了一会后向吴川回道：“德国就食物方面定下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供应百万人60天的口粮。
主食以方便面为主，一个面饼应当折合一磅重的面粉，一个人一天两块，一百万人一天就是1000吨面饼，按照800马克一吨，60天的主食就是4800万马克。然后是一人一天一个净重340克的午餐肉罐头，60天的话就是3000万马克。接着是植物黄油，每人每月一公斤，合计300万马克。
然后是10万人两个月标准的副食清单：黄油每月1公斤，合计90万马克；猪肉罐头或牛肉罐头，每人每天一罐，合计600万马克。以上各项总计8490万马克。如果再加上其他物资的清单，我估计最后总价值要超过1.6亿马克。现在德国总参谋部的特使建议我们，干脆把1915年的利息也挪用了，凑成2.4亿马克的大清单。
毕竟接下来光是电缆电线和铜块的进口，他们就要求在明年10月之前运去4万吨。光是这一项就价值6950万马克，再加上其他物资的话，2.4亿马克都很勉强。”
吴川也感到无语了，他从美国人那里搜刮来的铜，可不是用来补贴给德国人的。他思考了一会问道：“德国人给的染料配方能够生产了吗？”
宋云桐立刻抱怨道：“生产是能生产了，不过德国人只肯转让黑色、绿色和红色三种配方，并且不肯出售给我们更多的反应釜，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最多不会超过3000吨一年，按照市价也就6-700万美元，相当于2万吨铜的价格。”
吴川沉默了片刻后说道：“那就告诉德国人，把1915年的公债利息挪用实在没有必要，我看1.6亿马克的清单数额已经够大了。我们不打算为1.6亿清单之外的商品做出回购的承诺，要么他们自己削减清单数量，要么就付现金。
当然，考虑到我们双方的友谊，我们也愿意接受他们使用物资来支付，比如钾肥或其他我们需要的仪器、机器等。你可以同农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商议下，列一份我们需要从德国进口的物资清单，交给那位特使参考斟酌…”
吴川回到哈尔滨之后便安心的待在了自己的办公小楼内，除了一批批的接见各级党员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动作。不过随着今年东三省的秋收逐渐完成，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在东三省的声望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虽然革命委员会击败了朝廷在东北的势力，又战胜了盘踞在南满的日本人，使得东北三省的民众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统治，但是对于那些远离铁路的乡村来说，大家都只认为自己头上不过是换了个朝廷，官府总还是那个永远不变的官府，只要这个新朝廷不要多征捐税，那么就是一个好朝廷。
只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新朝廷和以前的朝廷完全不是一回事。以前的朝廷虽然天天喊着要推行什么新政，要兴修水利，要发展经济，不过他们并不是对着百姓喊的，而是对着那些乡绅地主喊话。若是有乡绅地主真的听了朝廷的号召，那么也的确会给地方带来一些福利，不过更多的不过是地方大户借着朝廷的名义，要求地方上的百姓为自家的土地修缮水利、道路，或是干脆强买了小民的土地来修路开矿。
因此对于朝廷的新政，民众一直都有一个朴素的认知，官老爷是不会给老百姓好处的，不管他们嘴上说的多好听，到头来就是折腾老百姓给自己捞钱或添上一笔资历。因此这个朝廷最好就是什么也别干，那么大家的日子还能过的舒心一些。
虽然满清皇帝换成了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但是那些乡下的民众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不管是革命委员会要求他们兴修水利、道路，又或是兴办学校、建立合作社，大多数乡下的老百姓都是怨气满腹的，认为这是新官府在折腾自己，想要变着法子从他们那里获得好处。
不过这种声音随着1913年的秋收，突然就消声觅迹了。看着自己地里的庄稼，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的供销社，乡村百姓一年多来憋在肚子里怨气，突然就没有了。拿着比往年至少多了2、3成的收入，东三省的农民们这才觉得革命委员会强迫他们出的这些义务工，确实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要压榨他们。
于是之前还对革命委员会、共和党颇有怨气，同情地方士绅受了外人欺负的农民们，突然就回忆起了这些士绅大户在前清时帮着朝廷欺负自己的事了。
此前还对着地方士绅大户唯唯诺诺的老百姓，唯恐这些人东山再起，不能让人记恨了自己。在这个秋收之后，就不再怎么在意地方上的士绅大户了。现在乡民之间发生了冲突也开始去找乡政府，而不是找地方的头面人物从中调停了。
也从这一年的秋收开始，东三省的民众的脑子里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政府不是朝廷，政府是要照顾人民的，也是可以讲道理的。当然，东三省民众认同的政府是指革命委员会而不是那个北京政府。
吴川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外界发生的这种社会氛围的变化。他此时正忙于两件事，党内及革命委员会权力的重新调整，为二次革命造成的革命低潮进行善后。
孙中山、黄兴看着革命失败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是底层的革命者却不能跑路，大多数革命者的家属也不能跑路。当革命陷入低潮之后，地方上的反动分子对于革命者的报复是肆无忌惮的，对于这些土豪劣绅的下限，吴川比其他人更了解。所以，他必须要站出来收拾残局，避免南方各地出现大范围的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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