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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弗莫尔来说，1914年是大有收获的一年，除了从革命委员会那里收到了50万英镑的报酬外，他自己私下的投资也为他带来了相当的收入。不过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是小了一些，如果是在华尔街的话，他的收入恐怕还在后面加个零。
不过利弗莫尔已经心满意足了，毕竟这两次和革命委员会的合作，他贡献的不是判断而是操作，这可比他自己的投资要省去了许多精力。而在中国钢铁期货上的投资，让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判断，这场欧洲大战将会极大的抬升世界钢铁市场的价格，于是在听说美国股市重新开放之后，他就跑到了哈尔滨来向吴川进行告别了。
利弗莫尔来到哈尔滨自然不是仅仅为了告别，事实上他还想说动吴川，从而获得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在美国股市上再投机一把钢铁行业的股票。
吴川听完了利弗莫尔对于美国工业股票的判断后，不置可否的说道：“利弗莫尔先生，老实说我并不认为你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组织，是不可能去别人开的赌场下注的，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了别人的目标。”
利弗莫尔很想反驳吴川，但是他终究还是保持了沉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尔街和赌场也没什么区别，或者说华尔街比赌场更没有下限，至少赌场不会发虚假的筹码和你对赌，而华尔街的银行却能发虚假的股票让你破产。
不过就在他失望之余，吴川却又说道：“不过鉴于你是我们革命委员会的老朋友了，我可以借给你1000万美元的短期借款，年息只要5%。”
利弗莫尔眨了眨眼睛，有些不解的问道：“您确定只要5%的年息，没有其他的条件吗？”
吴川看着他坦然的说道：“条件么，当然是有的。不知道你对于当前的白银和黄金的比价怎么看？”
利弗莫尔低着头沉思了片刻之后才回道：“我对于这一块的资料收集的不多，不过我倒是知道，我国的不少人认为白银的价格目前是偏低的。”
吴川点了点头道：“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去年伦敦大条银1盎司还值25.3便士，但是现在1盎司白银居然只剩下23.7便士了。
我认为这个价位是非常不正常的，英国人正有意打压白银的价格，以压低从亚洲进口物资的价格。虽然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和波斯还在采取银本位，但是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亚洲、非洲国家国内还是存在着用白银作为货币的贸易。
英国人通过人为的手段压低白银的价格，实质上就是为了抬高金价，从而更加方便自己收割海外殖民地的经济，也包括中国这种银本位的国家。
但是黄金和白银的比价是建立在国际贸易上的，黄金的高价值是建立在亚非国家无法制造的工业品必须要从金本位国家进口的基础上的。为了获得这些工业品，亚非国家不得不接受金贵银贱的不正常比价，而金本位国家用黄金换取白银购买亚非国家的原料或劳动，然后再用工业品收回黄金，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假如金本位国家不能用工业品收回黄金，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贸易的手段获得大量廉价的白银，那么金本位国家的财富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入亚非国家。那么亚非国家也就没有必要再出售白银换取黄金，他们只需直接出售原料和劳动就可以了。
亚非国家囤积白银的后果就是，白银和黄金的比价将会重新恢复到一个合理的价位。现在欧洲爆发的大战，让欧洲主要工业国家都丧失了出口工业品的能力。而唯一的工业大国美国，因为要首先供应给欧洲的需求，也无法再对亚非国家提供足够的工业品。
因此我认为，白银将会迎来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上涨期。作为一个银本位国家，我自然是希望在这个趋势后面推上一把的。但中国毕竟不是一个产银国家，而我们的工业产能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也偏低了些。因此想要引导白银的价位走向正常，我们需要一些帮手。
我希望你此次回国之后，能够联络美国国内的白银党，然后大家一起推动白银上涨，我相信这对于中美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这对革命委员会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你从美国购买的白银可是超过了两亿盎司，哪怕每盎司上涨1美分，就赚了200万美元了。”利弗莫尔立刻反应了过来，对着吴川默默的在心里吐槽着。
利弗莫尔这才理解吴川刚刚说的，不在别人的赌场下注是什么意思。因为革命委员会投入的资金实在是太庞大了，投资华尔街任何一家公司的股票，恐怕都会被当成阻击的对象。要是有人像铁路大王那样滥发股票，革命委员会可不得亏死么。
仅仅考虑了不到5分钟，利弗莫尔便向着吴川点头赞同道：“我愿意为这个计划奔走效力，而且我也相信英国人打压白银的计划肯定是要破产的…”
利弗莫尔在哈尔滨待了三日，然后于3月2日启程南下大连，预备从大连港返回美国旧金山。差不多同一时间，山东革命委员会宣布了胶东三府土地改革试行办法。
在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调查和数百次各级会议的讨论之后，山东革命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一份《山东省土地法大纲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建立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规定设立人民法庭。
这份土地法大纲可谓是来之不易，光是一个如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就足足争吵了近2个月。如果不是复员的军人等待着分田，在一些地方开始自行组织起村民剥夺起地主土地来了，估计革命委员会内部还要继续争吵下去。
在日军没有登陆山东之前，胶东三府的农民对于本地乡绅地主的畏惧，还要超过本县的政府人员和上面派遣下来的委员。因此即便是革命委员会颁行的最缓和的减租减息运动，也是出现了许多反复。
但是在日军登陆山东，革命委员会开始对地方采取军事管理之后，各地的农民突然就发现，过去他们看的比天还大的乡绅老爷们，在革命委员会和军队面前软的就跟面条式的。而那些过去横行乡里的地主老爷们，因为私通日军被革命委员会说镇压就镇压了，连个气泡都浮不出来。
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投了军的，被军队组织起来打过游击和运输过军需的农民，在这场战争中不仅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也被军中的宣传员给教育了一番。虽然战争是结束了，但是这些复员的军人和为军队服务过的农民觉得，自己背后现在也不是没有靠山的了。
只要他们照着革命委员会宣传的去做，那些乡绅地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和这些乡绅地主之间可不是一团和气的，不要说灾年被人家一两斗高粱一亩地换了去，就是平日里你想安稳的过自己的日子，可要是让人家看上了你家的地，你也一样要家破人亡。
好比那个栖霞牟氏，当初趁着大荒之年从东北运了一船高粱，号称活人无数。但是他是怎么活的呢？一斗高粱换一亩地，到了后来则是一升高粱换一亩地。至于这一升高粱究竟能够活几天，是从来没有人提及的。
在满清和民国，牟氏家族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他们鼓吹自家活人无数，自然是没有人敢反驳的。等到吴川亲自在中央委员会上点名牟氏之后，就算是想要为牟氏说话的山东士绅名流，也都默默的闭上了嘴。
吴川此前一向很少做出这样点名批评的事，过去他主要还是讲清楚路线问题，然后大家按照路线去执行中央的决议。这样一来，党和革命委员会的基层就不会无所适从，不需要去揣摩吴川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今次，吴川毫不客气的在中央委员会点出了栖霞牟氏的名字，这也就意味着他对于山东的土地问题上有所不满了。原本还试图阻扰土地改革的山东同盟会方面的委员，在吴川的明确表态之后也只能放手了。
在革命委员会击败了日本人，正处于风头火势上时，想要表现一番从而让吴川记住的人，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在这些人的推动下，栖霞牟氏很快就成为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典型。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和土改工作组的鼓动，原本就对于栖霞牟氏深藏不满的佃农，终于在一次土改工作会上发泄了出来。
只要有人开了头，自然就会有人吐露出自己心里隐藏的苦处。从3月1日到3月15日，栖霞牟氏一族连续被拉到民众面前接受批判，一开始佃农们还抖抖索索不敢发言，但是随着批斗大会一天天开下去，牟氏一族居然毫无反抗，佃农们的胆子才越来越大，开始打碎了对于地主乡绅的敬畏，毫不客气的对这些过去的老爷们数落、咒骂甚至是殴打了起来。
对于栖霞牟氏的批斗，当然不止在乡民之前，陈翼龙和邵飘萍很快就把乡民们对于牟氏的批判列出了罪状，然后向全省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场批斗，使得胶东三府的地主乡绅很快就放弃了对于土地法消极抵抗的姿态，开始积极配合起了各土改工作组的工作。
当然也有些死活不肯接受土地改革的，或是弃家而走，或是组织家仆反抗的，不过对于掌握了军事优势的革命委员会来说，这些人不管是积极或消极的抵抗，几乎都改变不了胶东三府在春耕前完成土地的重新分配了。
除了这些强制性的废除封建性土地制度，把地主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土地交换给村集体外。除了少数土地归还原主外，革命委员会都是采取先建立合作社，然后把土地分配给村集体，由村集体进行统一分配。
合作社一般由复员军人或是几个劳动积极分子领头建立，几个合作社合成一个行政村，然后几个行政村再组成一个乡，再往上就是镇和县。通过对于地主乡绅的批判，村、乡、镇三级单位的重建，革命委员会开始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了乡村。
而除了强制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外，革命委员会同样还采取了赎买政策。即在全省固定地价的基础上，在给地主保留一定的土地，人均不低于4亩，不得高出10亩的情况下，剩余土地都必须出售给国家或村集体。
虽说赎买的对象是国家和村集体，但事实上付钱的还是革命委员会。村集体将会以缴纳公粮的方式抵消购买费用。而革命委员会支付的也不是现钱，而是一张年息为地价3%的土地债券，支付期限为99年。这些土地债券是记名债券，只可被继承，不可转让。
胶东三府的土地，约被强制没收了三分之一，强制赎买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土地则一半保留在私人手中，一半则合并进了村集体中。1915年春的这场山东土改，让原本试图投靠革命委员会的乡绅地主大失所望，使得各地乡绅地主再次倾向了北京。
不过山东的工商业者对于革命委员会却是印象不错，因为革命委员会放出了大量的低息贷款，用于扶持山东的工商业者，这些贷款的来源正是来自于山东土地债券的再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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