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员会在河南、山东的动向，不仅让南北各省感到惊讶，也让北洋上下感到了震骇。毕竟之前革命委员会一直在一个框架内行动，并没有打破框架要用武力破局的意思。
但是这一次河南民变却出现了革命委员会的身影，这不就不由让南北各省地方势力和北洋集团有些惶惶不安，担心革命委员会这是要借助当前收回天津租界的威望行扫平全国之行动了。
而按照袁世凯及其身边的亲信来看，革命委员会到来这个时候，也确实大可放手武力统一全国了。毕竟如果北京有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实力，估计在去年就要动用武力去清扫各省的独立势力了。
在袁世凯的示意下，徐世昌和周树模进行了数次密切的接触，就河南事务要求革命委员会作出一个解释，并要求革命委员会退出河南，不要破坏了国内安定团结的大局。
一开始周树模也不是很清楚河南发生了什么事件，不过秉持着一名老官僚的含糊作风，他首先撇清了革命委员会在河南煽动民乱的责任，而是反驳道：“按照河南传来的现有的消息，这明明就是田文烈省长和赵倜督军的失职。
河南不过是一个农业大省，本就缺乏工商业，但是居然要养250多otg2ntc=个营头，各县最高的田赋附加费已经超过了正税的七成，河南现在那个县没有土匪？特别是宏威军和镇嵩军，大批招募土匪，军纪败坏，令河南百姓怨声载道。好歹河南也是大总统的家乡，大总统总要给家乡人一点活路吧？
我革命委员会不是东北、山东之革命委员会，而是中国之革命委员会，难道河南百姓向我求助，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吗？要想我军退出河南，首先就得把河南的事情搞清楚，总要先解决了逼迫河南百姓暴动的原因，我们才能谈其他…”
徐世昌无法从周树模这边获得任何让步，而河南的局势也对北洋集团来说越发不利了。获得了第七野战师的直接支持后，王天纵率领的河南起义军很快就改组为了河南独立师，再补充了大批军械和从山东各部队调来的基层士官后，河南独立师很快就从商丘开始反攻开封。
虽然以河南新军混成29协为骨干建立的河南陆军第一师，战力并不算那么的糟糕，但也绝谈不上有多好。几乎也就和张勋的辫子军相差仿佛。而且师长成慎和赵倜之间颇有心病，后者一直试图拿下他，从而将河南陆军第一师完全掌控于自己之手。
因此在商丘遇挫之后，成慎便有了保全实力的念头。这些山东过来的革命军不仅纪律严明，且武器要比河南陆军第一师先进的多。再加上对方还配备了飞机和装甲车，在野外作战，河南陆军第一师一个团都挡不住对方一个营的冲击，这仗根本没法打。
于是成慎只有一路向开封、洛阳后撤，并向赵倜极力索要支援。只不过，不管是驻守南阳的河南第二师，还是驻守郑州-洛阳的宏威军，都迟迟不肯出兵支援。只是一味向北京发电告急，而南方长江一线的北洋督军们，也只是加强了在省界的防御，并通电北京要求同革命委员会以和为贵。
北洋集团的四分五裂在河南事件中暴露无遗，原本还把大部分力量放在防御南北北洋督军们的支援上的山东军区，很快就调整了作战计划，加强了对于河南陆军第一师的进攻，务必要把这支部队完全围歼。然后再北上夺取洛阳-郑州，控制大半个河南东部和北部地区。
山东军区的这一要求很快就获得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首肯，正如山东革命委员会的陈翼龙所言，回应革命群众的呼声，是革命委员会的首要义务。虽然吴川觉得现在动河南还是太早了些，但是他也不得不向委员们承认。
“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一个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我们的计划制定。虽然在我们看来，解放河南的时间还有些早，但是既然河南人民已经忍耐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响应河南人民的要求。
此外，河南是天下腹心，早点安定下来也有助于北中国的社会秩序的恢复。更何况，宏威军也好、镇嵩军也罢，都只会欺压民众，毫无建设之心，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把河南变成一片白地再去建设吧…”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之后，第七野战师主力江浙湖汉北尽出，于12月25日把成慎、丁香玲包围于开封城内。第六野战师一部从菏泽发起了向郑州的佯攻，以吸引宏威军的注意。
只是迟迟不见增援的成慎，在亲戚孙会友及河南原革命党人的劝说下，终于放弃了抵抗，于12月29日向第七野战师投降，其部随即被整编为河南独立二师。
而在另一边，负责佯攻的第六野战师一部，则几乎兵不血刃的接近了郑州城，在听闻山东革命军向郑州发起了进攻后，赵杰先带着身边的亲信跑回洛阳去了，丝毫没有留下来同革命军交手的意思。于是在12月30日，第六野战师和平进入郑州驻防，两支野战师在郑州会师后距离洛阳不过100公里了。
河南省内的三大重镇，开封、郑州、洛阳，有三分之二落入了革命委员会之手，赵倜虽然还控制着洛阳、南阳等地，但是已经军无战心。驻扎在保定的曹锟所部，虽然知道不能让革命委员会切断了北京和长江一线的联系，但是在第六野战师一部的监视下，也是在原地动弹不得。
袁世凯听闻这些急转而下的坏消息，突发昏厥。幸好当时只有徐世昌等几位心腹在场，终于把袁世凯的身体健康状况给隐瞒了下来。不过即便如此，苏醒过来之后的袁世凯也是精力大不如前，只能把大部分政务托付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了。
对于徐世昌，袁世凯是这么说的，“事已至此，河南已经不能不让给革命委员会，但是田文烈一定不可下台，否则河南就真的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天下了。
我看革命委员会做事，虽然蛮狠无理，但是他们对于地方人心之看重实在是比我们要强的多。因此即便让他们拿到了河南，一时半会也还消化不下。光是一个土地改革的推行，就不是三年五载能够彻底落实下去的。
让田文烈帮着河南的士绅地主多拖延一些时日，也能让我们多留些时间应对之后的事。当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既然失去了河南，那么山西、陕西就决不能有失了，否则北京就真的只剩下一座孤城了。因此，河南可以让，但是保定、山西、陕西决不能再退让了…”
徐世昌虽然觉得袁世凯所言极是，只是时机却真的不对。若是袁世凯身体无恙，自然可以慢慢同革命委员会周旋，但是以袁世凯现在的身体，再去同革命委员会讨论这些问题，几乎就是自取其辱了。不要说革命委员会此时不会理会北京的提议，就是北洋内部也难有几人在这些问题上和革命委员会对抗，从而给自己留下被清算的隐患。
说到底，北洋自己人还不知道自己是起来的么？当日既然北洋集团仗着手中的枪杆子窃夺了满清的气运和革命党人的成果，那么现在就别妄想别人不以同样的方式对付自己。手中没有可以抗衡革命委员会的武力，又怎么能够让革命委员会自缚手脚，革命委员会到现在都没悬挂过五色旗呢。
只是心里想归这么想，徐世昌在袁世凯面前还是相当的谨慎的，并没有当面说出反对的意见来。不过就在他就要告退离开时，袁世凯突然有叫住了他问道：“菊人兄，我若是不行了，你来坐这个位子可好？”
徐世昌大惊失色，连连摆手拒绝道：“大总统说笑了，愚弟何德何能去坐这个位子。且大总统不过是一时小恙，很快就会康复的。你还是好好安心养病，剩下的等你病好了再谈…”
坐在椅子上挂着盐水的袁世凯看着走避不及的徐世昌，不由摇着头说道：“菊人兄的身体还是稳健的很啊。”
之后袁世凯便召来了梁士诒向他说道：“我以为，朱尔典公使的提议未尝不无道理，当前的中国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力，必然是要在国际事务中做出一定贡献的。
你可向朱尔典公使提出要求，如果想要让我推动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第一要给我们一笔贷款用于修建兵工厂和武装至少10个步兵师；第二如果我国真的确定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那么在关税及租界问题上，协约国各方应当支持北京的主张…”
就在袁世凯和梁士诒商议着，通过投入协约国一方来换取协约国对于北京政府的支持，以延缓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压力时，革命委员会此时却把注意力大多集中到了俄国人身上。
1916年12月29日，宫廷近幸党的首领拉斯普京被王子尤苏波夫、德米特里大公、普利希克维奇三位君主主义者所谋杀。虽说三人打着挽救罗曼诺夫王朝的名义谋杀了拉斯普京，但事实上却是瓦解了围绕在皇后身边的一般宫廷近幸党的势力，同德国的媾和谈判也因此宣告终结。
这场谋杀案真正受益的是英法和俄国内部的反沙皇专制势力，同时也意味着俄国军方正在脱离对于尼古拉二世的支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得知拉斯普京被谋杀后，第一时间就逃到了彼得堡郊区的一座兵营内，即从远东调动过来的沙皇保卫军的228团的驻地。这也就是使得哈尔滨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拉斯普京被谋杀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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