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仁堂返回住所，周树模也刚好在门口遇到了刚刚回来的王葆真。两人进入院子时，周树模不由向对方提起了袁世凯的现状，言词里不免有些唏嘘。
王葆真对于袁世凯就没有周树模那么多复杂的感情了，他当即说道：“数百万人受灾，数十万人还不知道能不能挨过这个冬天，每天都有上百人死去，袁氏却只记挂着自己的权势，庇护自己的手下，我看他连满清皇帝都不如。至少人家是把天下当成了私产，而他这做派，完全是关门自守的乡间土豪啊。”
周树模楞了数秒，便转移了话题道：“我看袁项城的身体状况和我们收到的情报时吻合的，恐怕他是见不到明年的春天了，这个事情我需要向哈尔滨做一份详细的汇报。你那边的情况谈的怎么样？”
这次水灾之后，北洋政府的无能和官员的腐化令人惊诧不已，此前还对北洋实力有所敬畏的各方势力，现在都已经对这个日暮西山的政府不以为然了起来，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来说更是如此。毕竟，哪怕是腐朽不堪的满清，也还是知道要保住天子脚下和平安宁的门面的，而北洋政府却连这点都做不到。
北洋的根基不过在山东、河北两地，现在这两块地方北洋都保不住了，王葆真对于北洋团体也就再也没有半点尊重的意思了。当周树模问起了自己的工作后，他也就把北洋团体的问题抛到了一边。
“就目前来说，荷兰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英国人想otg2ntc=要继续维持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架子。日本人对于英国还是存在一定的敬畏心理的，不敢过于逼迫英国人让步。
现在双方就卡在南婆罗洲究竟是独立出去，还是继续留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之内。日本人当然是希望独立出去，然后把南婆罗洲变为日本的保护国，效仿北婆罗三邦的范例。不过英国人则希望把南婆罗洲改为自治领，继续留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之内，只愿意给日本一些商业上的特权。
法国人现在只关心欧洲战事，希望早点了结东印度群岛的问题，好让协约国把精力放在战争上。至于美国人，则希望用这件事拖住日本人的精力，因此略微偏袒英国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扩大荷属东印度群岛上各民族的自治权就是最大的目的，至于成立自治领还是共和国到不是重点。
反正日本人要是没有勇气和英国人撕破脸，这场谈判估计年内都未必结束的了。现在就要看欧洲战事了，如果协约国形势有所好转，那么日本估计就不得不见好就收了…”
10月20日晚，国民革命军高伟章部从郑州向北越过黄河，沿着京汉路向着石门进发，打出了赈灾救民的旗帜。石门是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点，这里是通往山西和北京的交通枢纽，平日里就驻扎了一个团的北洋军，听到河南的国民革命军北上，曹锟自然不会允许石门落入革命军手中，于是就派出了亲信吴佩孚前往支援。
于此同时，曹锟一边向北京不断发电请求支援；一边公开通电质问革命委员会侵犯北洋防区究竟意欲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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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北京这边迟迟没有回电，而革命委员会则发电斥责曹锟自己不救灾还妨碍国民革命军救灾，这种占地为王视灾民性命于不顾的作风和山大王有什么区别？
21日的共和日报头版更是刊登了一篇历数曹锟及其部下在保定横行不法强征税赋等罪行的文章，文章最后总结道：“…中华民国不是某些军阀的私产，既然人民遭受到了苦难向革命委员会发出了求救的呼声，那么国民革命军就不能坐视不理，看着虎豹豺狼吞食我国民。故为拯救直隶灾民，革命委员会已经命令河南、山东革命军进入灾区进行救助，但凡敢于阻扰救灾行动的军队或个人，都将被视为国民之敌、革命委员会之敌、革命军之敌。”
就在文章发出的这一天，邓振镛带着一师人马从济南出发，沿着津浦线北上德州、沧州，一路经衡水往石门，一路经献县往保定，打出了接管北洋第三师的口号。
虽然因为水灾，使得京汉路被冲断，通往保定的道路也泥泞难行，但是直隶民众这次却完全站在了国民革命军这边，不仅为革命军征发了大量的劳动力修缮路桥，还保障了革命军的后勤运输工作。
反之，对于北洋第三师这边，则遭遇了大江浙湖汉北麻烦。虽然直隶是第三师的驻地，但是过去把第三师当成本地军队的直隶民众，现在却对第三师恨之入骨。因为在过去革命委员会两月内的宣传下，直隶民众确实相信了本次水灾不仅仅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北洋军能够按照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做好防洪准备，那么至少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溃坝。
毕竟和南部相比，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北部地区损失就小的多。在革命委员会动用了军队上堤后，许多地方的堤坝都被保住了，虽然有几处地方被用作了泄洪区，但是革命委员会也把人员先迁移了，而不是像南部许多村子那样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就突然被水淹了。
北洋军的支持者本就是乡间的地主乡绅，直隶民众过去对于北洋军的支持，不过是封建时代佃农对于地主服从的传统，毕竟不听地主的话，你就种不了地主的地，在这种土地私有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相当稳固的。
而直隶的地主乡绅在听说了革命委员会的土地改革政策之后，自然是坚定的支持北洋集团，毕竟他们以耕读传家，革命委员会拿走了他们的地，又搞什么普及的小学教育，这不是要挖他们这些士绅的根吗。在这样的威胁下，从山东、河南逃到直隶的地主乡绅和本地的地主乡绅自然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最为坚定的反对派。
和山东经过了辛亥革命和中日战争的洗礼，河南遭到了白朗起义的大规模破坏不同，河北从辛亥革命以来都没有经历什么大的变故，因此乡间的保守势力时最强的。这也是之前革命委员会重点关注山海关到天津地区，却没有去动直隶以南的平原地区的原因。毕竟天津到唐山地区早就对外开放了，这里的地主倒是开始向工商业者转化了，而不是死死抱着乡间的土地求活，自然也就容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土改政策。
不过这次的大水灾则完全改变了直隶乡间的社会形态，封建时期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除了租借土地耕作和缴纳赋税外，还有一个灾荒之年的保护关系。虽然地主在大多数时刻都是以扩张自己土地为目标的，但是在这种天灾面前，还是会对本乡的农民进行借贷，以确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活下去，不要铤而走险，或是不要帮助外地的暴民来劫掠自家。
但是今次这场水灾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不要说那些贫农，就是一些中小地主都倾家荡产了。大家只能个人顾个人，过去那种温情脉脉的乡里之情，现在也顾不上了。没有土地和粮食的农民们，自然不可能再如过去那样如牛马一样顺从自己的主人了。
而对于天灾的无力，也促使灾民们更加痛恨天灾之中那些人为制造的苦难。毕竟恨老天爷，人家不痛不痒，但是有革命委员会挑头，他们还是能够找北洋军进行报复的。特别是，革命委员会确实拿出了粮食救助灾区，自然也就让灾民更加的相信对方的宣传了。
于是从保定前往石门进行增援的吴佩孚很快就发现，他的部队要求沿途村镇派差时几乎得不到什么响应，他的士兵大多是直隶人，本乡本土的自然不会去抓差，而是尽量向地方上派差了。过去，地方上对于这种派差还是积极响应的，毕竟真的让军队自己下乡抓差，那么对于乡间的危害就大了。
但是这一次各处都推托本村受灾严重，要求减免差事不说，还有一些村子更是出现了暴力对抗派差的举动。虽然吴佩孚很快就派出军队镇压了这几个反抗派差的村子，迫使其他村子把劳动力贡献了出来，满足了北洋军的要求，不过前路附近的村子开始出现了躲避军队的景象，而北洋军内部的士兵也开始对于这次和革命军的交战感到了沮丧。
除了吴佩孚和吴佩孚自己训练出来的几百卫队之外，其他人根本不想替曹氏兄弟打这场仗。老兵们觉得革命军的实力强大，连日本人都干过几次了，他们上去只是羊入虎口而已。新兵则是觉得曹锟兄弟祸害他们的家乡，革命委员会是来救灾的，为什么要去和对方打仗。
当然，不管是新兵还是老兵，对于曹氏兄弟普遍不满的就是，曹氏兄弟不仅克扣用来救济灾民的物资，对于他们的军饷也是照扣不误。
挪用军饷去放债，这是当前北洋各军将领的普遍现象了，王占元拖欠部下军饷常达数月之久，而其他各部拖欠一两个月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在曹锟提拔自己的男宠和弟弟管理军需之后，还弄出了一个孝敬费，不给孝敬费就别想拿到军饷，一时弄得第三师上下怨声载道。
眼下革命委员会打着收拾曹氏兄弟和赈济灾民的口号开进了直隶南部，这些第三师的官兵自然就没什么意愿去同革命军拼命了，毕竟他们又不是吴佩孚，得到了曹锟的极力提拔。
等待军队抵达了石门之后，吴佩孚才发觉这里的形势要比他预料的糟糕的多。本地的士绅地主不是避往山西去了，就对北洋军闭门谢客，全无此前拉着北洋军抵抗革命委员会入侵的势头了。最为糟糕的是，革命军占据了邯郸之后并不急着北上，反而开始在地方上真的组织起了救灾行动和接手地方政权，这是真想在直隶南部扎根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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