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了哈尔滨的命令之后，夏阳并没有就自己的新工作提出讨价还价的意思，而是很快的把手头的工作交付给了胡秉柯，收拾好了行礼准备南下。
夏阳的这种做派，对于杨以德等天津地方官僚来说，其实是有些难以想象的。虽然天津因为处于九河下梢之地，因此在今年的大水灾中损失不小。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当官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麻烦而已，毕竟这是天灾而不是他们制造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心黑一些，天灾对于地方上的官僚地主来说，不仅不是什么灾害，反而是置办家业的好机会。
因为水灾导致抛荒的土地和那些一无所有的灾民，在灾年之后大多都会成为地主乡绅的私人财产和佃户，从而让这些地主乡绅积累起更多的土地和财富。
特别是天津这块地方，虽然说是九河下梢，不少地方都是沼泽地和盐碱地，但是因为靠近城市、港口，这里的土地都有着极大的发展前途。假如这一次没有革命委员会介入救灾事务，虽说北洋政府也会出手救助灾民，但是并不会如革命委员会这么有组织效率。
按照惯例，政府只会拿出较少的物资去外地购买回一些粮食，然otg2ntc=后在城郊摆几个粥厂每日施舍两碗粥，就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地方上的地主乡绅，则会趁着这个时候，用一石或几斗粮食把自耕农手中的土地换了走。一场水灾既然能够让人一无所有，但是对于那些地主们来说，却是让自家土地成片扩张的好机会。
而对于天津这个北方最早开埠的地方来说，住在这座城市里的除了华北地区的大地主外，还有着不少投资于工业的民族资本家。对于他们来说，大批难民的出现，正好用来填补工厂内缺乏的低薪劳动力。
因此在革命委员会没有插手干预水灾灾区的救灾事务之前，这场水灾其实蛮合乎于直隶地主和资本家们的心理预期的。大水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乡下的地主们获得了土地，而城里的资本家则乘机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
当然，对于那些资本家来说，暂时同地主们的合作也不过是虚以委蛇而已，随着他们手中的工厂不断扩大，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忍受不了，因为这些地主把人员牢牢的绑定在土地上，并过着自给自足的庄园生活，这无疑让企业主们失去了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
而革命委员会对待救灾事务的认真，确实那些被留用的天津旧官僚们所不能理解的。因为过去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哪怕中间出现了个把为人民着想的官员，也一定会被其他官员所针对而被迫辞职或被调任偏远的地方上去自生自灭。
但是对于一个组织-革命委员会来说，他们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作战，而是在东北、华北人民支持下和一小撮地主乡绅、城内的资本家们对抗下去。革命委员会乘机在赈灾过程中不断的推动土地改革及建立起农村合作化运动，从而迫使这些官僚资本家们不得不向自己靠拢。
革命委员会借助治水和防疫为名发布的命令，在乡村和城市中遇到的抵制并不算大。毕竟大多数群众现在只关心政府如何救灾，而并不怎么关心地主的土地财产去了哪。
治理水灾从来都是一个集体组织的行动，越是大型水利就越需要集体的向心力。所以一个王朝能够完成大型治水工程的时候，大多是在王朝的中前期，这个时候地方上的土地还没有集中在少数地主乡绅的手中，大多数农民手中还有几亩薄田，因此对于这种能够惠及到自身的公共工程还是愿意出力的。
如果土地集中在一部分地主手中，那么大多数农民就不会愿意为了地主的土地而免费提供劳动了，地主们没有这个财力单独修缮水利工程，想让地主们联合起来却又因为水利工程的不公平性很难一碗水端平，倒是还不如不做更省些麻烦。
但是这场大水不仅冲走了地主乡绅在乡里的威望，还让那些想要自救的农民团结到了革命委员会的身边。革命委员会在灾区强行推动土地改革，也向灾民们证明了，只有那些依赖于集体组织的灾民才能在这场大水中获得自救的机会，自然也就赢得了大多数灾民的支持。
至于那些天津的资本家们，很快就抛弃了江浙湖汉北地主乡绅这个群体，转而去拥抱了革命委员会。因为和办了一些西洋产业，但依然还是把土地当成了命根子的北洋团体不同，革命委员会对于土地的重视从来都不是以私人财产的角度来衡量的。
所以哪怕有着北洋政府支持的周学熙，也无法从英国人手中拿回开平矿务局，反而因为身边那些地主乡绅的出卖，连滦州煤矿都输给了英国人。
因为这些地主乡绅经营工业和矿业，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控制市场。所以英国人给了他们一点甜头，这些地主乡绅就背叛了周学熙，不打算和英国人开展什么价格战了。
而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土地改革也好，投资创建工厂、矿山也好，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物资的流向和工业品对社会的供应量。再加上作为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给同志们开了一个好头，始终没有在东北置办什么地产，而北洋这边则是由袁世凯自己带头在华北地区侵占大批土地的。
于是天津的资本家们几乎都选择了向革命委员会示好，因为革命委员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正是北洋政府所无法完成的，却是他们真正希望打破地主对于乡村垄断经济的开始。更何况，革命委员会在这场救灾中展现出来的实力及向他们采购的物资，都深深的加强了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
和北洋政府相比，虽然革命委员会向他们征收的税率较高，但是却也免去了那种地方上的不规范收费和黑帮分子收取的规费。从总数来看，反倒是革命委员会收取的税金更便宜一些，更何况革命委员会收了钱肯办事，比如修建发电厂、自来水厂及其他公共建设，这点上来说满清和北洋都是只进不出的货色，连天津商业区的道路建设，都要附近的商民自行筹款。
因此，夏阳做革命委员会派出的首任天津市长，也就担任了一年有多的市长职务，但是却极得天津市民的喜欢。哪怕是大水淹没了天津，天津市民都没有如过去那样指责当权者，而是咒骂上游的各县治水不利，特别是北洋官僚的不作为。
在杨以德这些天津旧官员留任的人员来看，眼下的天津除了被水淹了一些地方之外，总体上来说天津市民还是比较安定的，并没有达到要更换一个天津市长的 地步。而在夏阳的努力下，天津市政工程的一期工程，南郊工业区的规划，都将会在水灾过去之后大放异彩的。
在这个时候把手中的职位交给别人，等于就是把胜利果实拱手让人了。如果是换做了他们的话，那是打死都不肯让位置的。
不过对于夏阳自己来说，这钟工作上的调动却并不在意。虽然地方上的工作让他颇有成就感，但是他想干的事业却不是这些。杨以德等人可惜的是，天津市长管理着大量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经费，而夏阳觉得有成就感的却是收回天津租界和海关。
随着革命委员会在赴欧作战问题上的让步，协约国终于决定把天津租界和天津海关管理权完全的交给中国，天津各租界在去年交出了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后就剩下了一个空头名义，这一交还其实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英国人交出天津海关管理权确实是割了一块肉下来。
中国海关自从在辛丑事变落入了公使团的控制后，满清和民国政府都一直试图收回海关的自主征税权，但是几乎成效都不大，反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连税银保管权都丧失了。
革命委员会通过几次博弈，从日本和俄国、德国手中收回了南满、北满和山东的海关管理权，这次再把天津海关管理权收回之后，就几乎收回了整个北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虽然根据和协约国的协定，中国政府在1922年之前应当保持当前的5%关税，但是在欧洲大战的影响下在，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了进口总额，出口新增长部分几乎都是革命委员会治下贡献的。
因此这次收回天津海关，对于革命委员会和中华民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这意味着整个中国北方市场终于可以形成一个对外受控制的市场了。当然，当前海关中大量外国职员的存在，还是一个相当令人头疼的问题。
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1893年时支出为3168000海关量，但是在1916年就已经增加到了570万海关两，另外每年还有40万两的工程维修费用。至于海关收入，1898年年入22503000海关两，但是1916年时年入就达到了7500万海关两，其中革命委员会治下各海关就收入了3800万海关两，海关收入已经成为了中华民国最重要的一项收入了。
不过1898年，海关总共有895名外国员工和4223名中国员工。1916年时外国员工还有1192人，中国员工约为7256人。海关也被分为了三个主要部门：税务部、海务部和工务部。“洋员”基本都占据了海关中的高级职务，除了东北正在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其他地区的海关依旧还是洋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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