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灶兴垦，种粮植棉，这是解决一般复员官兵的主要渠道。我和阿文核算过一遍，仅此垦屯一项，就能安置不下数万户家庭。”
林淮唐侃侃而谈：“除此以外，大家还记得吗？《激进社会主义abc》里，我写到过社会主义下的农业经营模式。这一次我们废灶兴垦，在江北一带发起大规模垦屯运动的时候，便可以将书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模式进行具体的实践。社会党和华东国大政权，可以集中财力投资国营农场，再以国营农场作为经营的中心，向周边垦屯的农户展开合作化经营模式——比如向周边垦屯农户出租农机和技术服务，贩售种子等等。”
社会党的朋友之中，最了解农场经营的肯定是陈嘉庚了。他在新加坡经营农场，可是获利极巨。但陈嘉庚虽然有权旁观社会党全国一大的会议，毕竟不是社会党真正的领导层人物，所以并没有参加这次执委会扩大会议。
但是跟陈嘉庚关系亲密的兴闽银行总经理黄少通，还有出身南洋商贾之家的蔡绮洪，两人都对着林淮唐鼓起掌来。
黄少通是社会党的财经专家，他连连点头说：“江北垦屯的中心是国营农场，外围则是我们安置的复员官兵。由复员官兵组织低级别的劳力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自负盈亏。国营农场的农技、农机、水利，则为他们提供有偿服务，这样来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能力。”
蔡绮洪跟着补充说：“还有江北本地的老百姓，也可以囊括进来。江北总农会应当协调江北土著农民，鼓励他们组织初级合作社，然后与国营农场及复员官兵合作社共享农资和产品的供销网络。”
林淮唐放声大笑：“对，就是这样，如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国营农场为核心，带动江北周边地区，走向初步的农业生产合作化。”
在民国元年以前，在辛亥革命之前，确实，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概念、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等的名词，是不为中国革命者所熟悉的。
但是先锋队这么长时间，可不是一直闲着的。根据陈独秀汇报的总结报告来看，仅仅是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这三个月来，中华书局便又多卖出去了一万一千多本《激进社会主义abc》，而这比起此前先锋队及其附属组织，还有北伐军，免费分发出去的大量宣传材料，数值又显得小许多了。
可以说在先锋队约半年的努力宣传之下，且不说现在社会党之外的党外人士，对这些社会主义相关的概念名词了解如何。最起码，在社会党的内部，相当一部分党员是比较清楚这些概念的，对于中央委员会甚至执委会这种级别的核心领导人来说，那就更是熟稔于心。
所以林淮唐这番大论“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供销网络”的话，并没有引起与会委员们的困惑。相反，大家听完林淮唐、蔡绮洪、黄少通三人的讨论以后，反而是被激发起非常强烈的热情来。
在辛亥革命刚刚取得重大胜利的民初时代，即便是不曾存在过先锋队与社会党的那条历史线上，民初革命者们的思想也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并不乏社会主义相关的思潮。
这时中国的革命者，对于欧美正在流行的革命思潮，基本是缝合主义的照单全收，也因此，即便是如林淮唐这样，公开提出国营农场、农民合作社的政策来，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震惊。
要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还想着中日合邦，孙中山还想着民国首都应该迁都到伊犁去，哪怕是被后世认为最为务实保守的袁世凯，也一度搞过衣冠复古运动，想要在几年时间内就完全复辟汉服。
至若同盟会一度希望将满蒙出售给日本，换取革命经费，立宪派一度希望将西藏出售给英国，换取变法经费，这些后世看起来简直越来越离谱的事情，在当时竟然没有遭到多少人的质疑，也并未引起多么大的震惊，于中亦可见到民初政治思潮上的开放、包容与混乱。
在这个中国历史空前绝后的政治思潮混沌时期，林淮唐就算是把合作社的政策直接提出来，也不至于说就会立刻引起资产阶级的全面反扑和围剿云云。
说白了，1912年的中国，地主阶级当然是有很多的，但能理解社会主义思想“危险性”的资产阶级，才不过刚刚开始发育，未曾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飞速发展阶段，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实在尚不成气候。
“合作社对咱们来说不是新鲜东西了。”林淮唐指着刘师复说道，“汕头工会的莫纪彭同志、林君复同志，很早就在汕头工人中间开办了消费合作社，用来稳定物价。汕头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们各自投钱来开一个平价商店，那我们在江北也可以组织农民这样做。”
“先协调农民发展互助组。”林时爽也拍手道，“农民们先在个体经济基础、家庭经济基础上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这种事情其实农村本来就很常见，农忙时邻里互相帮忙，就是互助组的雏形，社会党的任务就是将这个雏形制度化，并且将它进一步发展成初级合作社的雏形。”
“就是这个道理。但我们要切忌一点，不能
图快、图多、图高级，苏北的经济基础比较差，农业的生产要素主要还是劳动力，我们不能拔苗助长，要靠国营农场的模范作用带动互助组自然发展为初级合作社。”
林淮唐也很清楚，民初中国的经济基础极差，农业生产高度内卷化，农民又过密化到了完全依赖劳动力投入才能维持生产利润的地步，这种经济基础，还是只有实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积极性。
另一条历史线上的中国，最后又回到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的状态，这便是原因。
民国的农民早已陷入过密化陷阱，普通农民在精耕细作中单位劳动生产率反而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扣除个人必要消费之后积累越来越低，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积累来添置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高度“内循环”，比如土地积肥靠粪肥，完全依赖劳动者自己，结果恶性循环，越来越过密化，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持续下降。
这样在彻底打倒地主之前，即便社会党掌握政权，并且以政府财政作为外部投资，也不可能普遍建立合作社。因为农民在完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他就不可能对合作社这种需要一点点先期投入的东西感兴趣，哪怕初级合作社的先期投入已经是非常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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