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系从晚清时开始办理铁路事务，因为经常接触借款问题，所以交通系官僚一般都和东交民巷的外交团有比较深的交往。
像此前袁世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时候，就是委任梁士诒和交通系来整理金融。
而且同为交通系所把持的交通银行，也有发行钞票的特权。清末李经楚因为股份关系任交行总理时，不仅经营不善，而且公私不分，最终导致交行被牵连搁浅，不能复振。辛亥革命期间，交行处于瘫换状态
，但民国肇造以后，袁世凯很快就任命梁士诒出任交通银行总理。
此后交行职权范围不断扩大，交通系进而染指国家财政，在交通系控制下的交通银行俨然成为了第二中央银行和第二财政部。
本来光绪年间清廷曾组建过户部银行，户部银行后来改组为大清银行，进入民国以后又改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才是法理上的央行，拥有代国家发行钞票和代理国库的特权。
但是交通系控制交通银行以后，梁士诒很快就为交行同样争得了分理国库、发行钞票的权力。不仅如此，北洋政府还规定一切完粮纳税和发响的活动，交行兑换劵一律通用。
这就使得交行兑换劵——也就是北京市民所说的“中交票”或“中交钞”——成为了兴闽票最大的竞争对手。
按照外界的估计，交通系手上仅是掌握的现金就有一两千万元之多，至于其筹措款项的能力，恐怕还要数倍于此数。
过去袁世凯通过交通系办理善后大借款来打内战，现在北洋军一败涂地，袁世凯的政府也彻底瓦解，这笔借款却还远远没到花完的地步，理应还剩下有数以千万计的巨款。
但是红军进京接管中央政权以后，却发现财政部中无一金之遗，北洋政府剩余的借款几乎都被交通系挪用到了租界或者外国，使新政府才一成立就面临着重大的财政危机。
所以社会党必须要尽快以红军军票或兴闽票等纸币取代中交票的流通地位，但在社会党人展开行动以前，京津市面上率先就流传起了“红军将要限制银元流通”、“红军要强行规定一切交易必须使用兴闽票”的谣言，这才导致了北方国民对于兴闽票的排斥，并进一步导致银元贴水价的暴涨。
京津一带的票号投机商人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牟利机会。他们立刻介入其中，囤积居奇，大量炒作投机银元、铜元等贵金属，不仅使得市面上的硬币流通更为紧张，也令银元等硬币价格持续上涨，严重影响到了新政府的金融权威和信用。
“交通银行许多机构都躲在天津租界里头，而且我听说外交团那边也在百般庇护梁士诒。唉！”汪爱民叹道，“咱们红军刚刚进京，各方面的政治条件还不允许党和军队直接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梁士诒，而且外交方面，你也清楚，现在新政府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和外交团进行修约谈判，我想组织上也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所以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直接使用行政或者暴力手段来对付交通系。”
直接采用行政或武力手段解决交通系，当然来得爽快。但这对于新政府在北方国民中建立权威和信用。就很不利了。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只依靠经济手段来解决银元风潮。
不过这对社会党新政府在财力上的积蓄和具体财政政策干预手段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邓瀚和张皮绠都对这些复杂的金融战缺乏了解，两人只是面面相觑，对汪爱民那副凝重的样子心有戚戚。至于他们被楼包偷盗钱财的问题，汪爱民则告诉了他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好消息。
“京师警察厅现在正在准备材料和警力，这事儿不在保密条例之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等山东的公安部队一到北京，我们就要在北京各行各业都发起专项反霸活动，这个也是反奸清算运动的一部分。”
汪爱民冷哼道：“德胜门外关厢的那些马店，我知道，代客卖牲口嘛，他们是两头骗，经常欺骗买卖双方，从中牟利或者强买强卖。”
马店在名义上虽是骡马买卖中间人，但实际上包揽、操纵了全部交易过程，使买卖双方不能直接见面进行正常交易。
马店在交易过程中吃价、瞒价，甚至低价强买、高价强卖，从中获得非法暴利。此外，马店在出卖牲口时，还用种种办法假造口齿、掩饰病伤，把老、弱、残、病的牲口冒充健壮出售。
马店代客买卖除取得佣金外，还用种种名目勒索客人，邓瀚他们遇到的楼包即在此列。楼包经常用黑话蒙骗客商和农民，从中恣意敲诈勒索，总之，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坑蒙拐骗，榨取不义之财。
“除了骡马霸以外，北京还有菜霸、粪霸……各行各业几乎都有恶霸势力把持。”汪爱民又介绍说，“北京总工会跟我们合作，这回就是要狠狠杀一杀这群恶霸的威风。这一仗如果打好，浩海，我想北京市面的治安一定会大为好转。”
反霸运动不仅是公安干警将要重拳出击，而且还将是一项群众运动，除了警察厅以外，北京总工会也将深度参与其中。
北京总工会建立时间很
早，早在解放战争爆发以前就在北京城区内拥有了一定群众基础。解放战争期间，北洋政府虽然对工会组织百般镇压，但由于北京总工会有所准备，早早转入地下活动，所以组织人员损失不大。
首都革命时，北京总工会又迅速从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活动，组织了一批武工队保护市民和各大工厂、商铺，为总工会在北京市面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红军进京以后，北京总工会即迅速准备大规模地组织基层工会活动。但是当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还比较差，组织较普遍的基层工会还有几项困难。
例如说北京的工商业，尤其是工业并不发达，很难和上海、徐州、天津、广州这些地方相比，也缺乏大工厂，工人大都分散在私营小厂、小作坊和手工行业、商业等小企业里，很不集中。
但是由于北京总工会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很快采取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组织策略并行的办法，所以基层工会的组织活动非常顺利，到现在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了很不错的群众基础，足可以支援公安干警发起的反霸运动了。
所谓“自下而上”的组织工会，是指在各个小单位，先搞小组，然后组织分会，再组织总会。工作组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调查各区工厂生产情况，了解劳资双方思想状态，然后就是联系、教育工人群众。
在干部和工人有了初步联系的基础上，各区还通过举办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教育。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为什么要确立“劳资两利”的方针、“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为什么在私营工厂中工人也是主人翁，如何当主人翁”、社会党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为什么要组织工会云云。
通过工作组宣传，工人对社会党及相关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后，自然就开始出现积极分子向工作组靠拢。在此基础上，工会工作组就会对积极分子进行个别的或公开的培养与教育，使他们在工人中树立威信，在工人中切实起到带头作用，使之成为工会工作组的真正的助手。
这之后工会工作组再积极分子为核心成立工会小组，这些工会小组按行业以街为单位组织起来。在掌握一定积极分子之后，工会工作组干部就会召开“积极工人座谈会”，使积极分子明了“为什么要组织筹委会”、“筹委会是干什么事的组织，和怎样选出筹委会的委员”，在积极分子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在全体工人中传达，使成立筹委会成为大部分工人的共识，最后通过选举筹委会委员。
到这时候条件才算成熟，党才会开始牵头在各工厂企业里成立基层工会，登记会员。建立基层工会的条件首先必须有工会的核心人物即“有能够团结工人，尤其劳动进步的工人积极分子，有了为该行大多数工人所拥护的进步的核心人物”，该行业“超过一半以上的工人参加工会小组”。
满足以上条件，由“小组选出代表建立区筹备会，至建立区行业工会”。基层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登记会员工作。在登记会员中，逐步的确立一些原则——诸如“厂主不能加入，有股份的职员暂不能加入”、“过去参加过反动组织的不得加入”、“工人或工头立场不稳，同时与厂主勾结的，暂时不得加入，看他以后的表现再决定其可否加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