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政治制度的，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也有可能是封建复辟者，也有可能是打着全民主义、超阶级主义旗号的法西斯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在阶层坠落的恐惧引导下，将产生反对旧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情绪，但这种情绪会将他引导到何处呢？有可能是寻求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可能是寻求封建君主的庇护，同样也有可能寻求施特拉塞的许诺。
施特拉塞兄弟、戈培尔博士都曾设想过没收大工业和大庄园，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还真的实行了这些国有化的政策。
昭和日本的皇道派青年军官，也梦想过北一辉设计的蓝图，那个早国际分工中受到“英米鬼畜”剥削的日本帝国，似乎有着再正当不过的“开拓”理由，政府则应当承担起统制经济的责任，在资产阶级与劳动者之间成为第三方的仲裁者。
前门火车站附近插满了星轮红旗，成片的赤色海洋闪耀得唐继尧内心恍惚，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否已经降临了呢？
他想到了这段时间来和蔡锷的几次通信，松公极力劝说着唐继尧顺从社会党的一切政治要求，那么中央政府是否已经巩固了它的优势地位？这偌大的中华民国，林淮唐掌握了这么庞大的权力以后，又要扮演起什么样的角色？
唐继尧心中甚至有几分恐惧——现在看来，林淮唐掌握的权力要比袁世凯庞大得多！
那简直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政治力量。
“中央希望唐先生今后可以考虑留居北京……”谢逸谋和唐继尧握手后笑道，“蔡松坡先生几次进言，他特别推荐唐先生以后留在中央，负责起和矿产开发或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
唐继尧低下头：“我完全服从中央的安排。”
其实到北京以前，唐继尧就已经从蔡锷的信里，大概弄清楚了社会党对他的安排：一个是资源委员会的副职，一个是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职。
社会党会考虑唐继尧的个人想法，让他自己从这两个职务中选择一个。
资源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都是正部级的部门，其中资源委员会要接受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导，民族事务委员会则要接受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指导。
两个副部级的位置，任唐继尧选择，对他这样一个过去历史极有问题，而且已经被滇军诸将架空的地方都督而言，算得上是非常优越的待遇了。
这中间若非是蔡锷的争取，其实按照林淮唐的本意，中央能保障唐继尧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就已经很优待了。
至于冯国璋。
冯国璋走在人群中间，披着一件厚重的狐裘军大衣，还有几分北洋大帅的模样在。
谢逸谋说：“中央对冯先生，也有所安排。”
冯国璋眼神一动：“我听说中央要整编一支东北野战军出来，老北洋的不少兵都要调到关外戍边。我过去打了半辈子的内战，自感很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如果中央需要，如若林主席还觉得我能发挥一点余热，那我是很愿意去关外走动走动的。”
冯国璋还是存着一点小心思，东三省建省以来的种种建设，多是由徐世昌主持的，北洋军也因此在关外很有影响力，如果冯国璋能争取到东三省中某省省长或军区司令员的位置，那不比在河南被红军四面八方包围着要好吗？
但谢逸谋的话很快就让冯国璋失望了。
“哈哈，关于冯先生的安排，也是林主席亲自提的意见，主席是希望您能够到文教委多做些工作，希望冯先生能屈居一段时间文教委的职务。”
文教委，也就是文化教育委员会，有权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和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同级。
按林淮唐的安排，冯国璋就适合安排到文教委员会做一个副主任，这还要比唐继尧的那两个部级委员会的副职高上整整两个级别。
但冯国璋听到这话，脸上挂着的笑容便有些凝滞起来，这文教委级别虽然高，但对冯国璋这样一个军人而言摆明了是没有实权啊。
什么教育、卫生、科学、新闻……等等的工作，这是他冯国璋闹得懂的东西吗？
冯国璋扯动嘴角：“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主席吗？”
谢逸谋笑着答道：“主席还在忙整军的事情，两位先生也都知道嘛，国内的战争基本上是告一段落，国家难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安定局面。但是这段时间各省都扩充了一大批省军，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咱们中国的财政状况实在危险的很嘞。非大规模编遣军队，不能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社会党控制中央政权以后，经过银元之役，财政困难的局面其实已经解决过半。更何况现在全国主要的铁路干线，泰半也为中央政府控制，原来抵制向中央解税的割据各省，诸如广西、云南这些地方的割据基础也纷纷被消灭，中央的财政情况其实原比袁世凯时期健康得多。
袁世凯时期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一亿五千万银
元，而现在社会党才刚刚控制中央政权几个月的时间，财经委员会那边就估计今年一年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应当在三亿银元左右。
这还没有计算上社会党在银元之役中获得的约一亿元盈余。
财政状况的转好，来自于好几个方面——
正在山东、淮海、福建三省试点推广的土地改革政策，极大解放了当地的生产力，也消灭掉了一大批截留农业税的土豪劣绅；
中央财经委员会对于金融的整理，特别是银元之役彻底消灭交通系以后，中央政府对金融界的统制能力极大增强；
基层行政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社会党在乡、村一级推行的议行合一的国大委员会模式，虽然乡、村国大委员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一级基层政权，但社会党还是在干部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尽量做到了将触手下沉到乡村中，对财税资源的汲取能力绝非袁世凯时期可比。
其余还有不少细节的方面，例如盐税制度的整理和改革，例如全国范围内厘金的整理……这些都集中在旧制度的整理上，效果比较土地革命那些措施小得多，但肯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比较袁世凯时期中央政府的最高岁入，才翻了一倍，林淮唐甚至还觉得很不满意。
毕竟他的“编遣计划”，名义上是“编遣”，但重点还是以“编”为主。红军的规模现在不是太大，相反，林淮唐依旧认为红军的规模现在还是太小了，小的完全不够看。
野战部队才二十万，即便算上地方部队、公安总队和赤卫队，也就只有四十余万的兵力，这今后还很快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完全不敷使用。
更被提即将到来的反干涉战争了。
二十万的野战军，四十万的总兵力，就算再翻一倍，都很可能稍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