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国来剪工业国的剪刀差，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在欧战的大背景下，把全部产能用于自相残杀的两大军事集团，除了花费高价从海外进口口粮以外，也别无其他选择。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霸权，建立在首先确立了金本位的金融霸权之上。但欧战爆发后，英国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只能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作为日不落帝国根基的金本位制度实际上已经宣告破产。
为了一些从加工链上来说只是最初级原材料的小麦、大豆、牛肉和鸡蛋，英国政府不得不竭尽其宝贵的黄金储备。除了中国得以从这场欧战引发的国际粮食贸易景气中获利外，诸如美国、阿根廷等国，也大多分享了英国、法国疯狂外流的黄金储备，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也由于英国拼命对外放出硬通货而持续下跌。
国际金价的下跌，自然又有利于中国正在推进的全国信用纸币统一改革。
目前的国际局势极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对革命政府正在同外交团进行的关税谈判也有极大帮助。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关税收入逐渐和田赋收入成为中国财政收入的最大部分，每次借款都要用关税担保。同时中国也丧失了关税的定价和征收权，值百抽五使的中国关税几乎是世界最低，但实际过程中连这个数也达不到。
中国海关也被外国人所把持，关税主权也完全落入帝国主义列强的支配之中，以赫德为首的海关总税务司虽然用近代化、制度化的财政手段帮助清廷续命多年，但对革命后的新中国而言，像海关总税务司这样太上皇般的国中之国就已经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了。
早在解放战争前后，社会党人就通过在广东组织的省港大罢工运动，虎口拔牙，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了粤海关的主权。但是多数海关的主权和管理权依然操于洋员之手，总税务司月薪4000两白银，各关税务司月薪也都在1000两以上，副税务司月薪至少500两，住房、休假、花红等等尚在其外，海关洋员每年耗费总计达2000万两之巨，足可以用于武装、训练红军的十几个野战师了。
而且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丧失了关税政策的制订权力，列强们长期以来都把中国关税压低到了仅有5%这样的象征数字，这就使得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但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地位简直比殖民地还要低，至少像法国、德国之类的国家，他们的产品倾销到本国殖民地时要收取的税率都是高于百分之五的。
英国即便在实行帝国特惠制以后，输入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货物税率也一律以百分之十为基础税率，还要根据货物分类情况来另外征收附加税。
可以说中国自晚清以来百分之五的关税，是比欧美列强向本国殖民地倾销货物时面临的税率还要更低，所谓的公共殖民地简直都是夸大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实际上所处的地位。
要按林淮唐的话来说，百分之五的关税，中国政府自己还无权修改，这叫什么公共殖民地？连公共厕所都不如吧！
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已经丧失了海关关税的征收权，但是海关关税的保管权和使用权是在中国政府手里的。
可辛亥革命时，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以种种理由先将南方地方的关税保管权纳入自己手中，所征收税款划入汇丰银行，而不是以往清政府的海关银号，同时逼迫清政府将北方的关税收入也如法办理，说是暂时办法，等待中国统一与和平后，重新归还，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归还，而是被总税务司挪用，用于支付庚子赔款和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
除了关税以外，海关总税务司还取得了对中国盐税的管理权，这两笔钱在扣除了支付庚子赔款和善后大借款的债息以后，剩下的部分就称之为关余和盐余，两笔钱合计到现在恐怕也不下于一亿数千万元。
海关管理权和治外法权，可以说是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最为切实的一种体现，也是最直接伤害到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一种体现。
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内部已经发生了剧烈分化，今年年初中国宣布对德、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向协约国集团提出的一大要求就是立刻恢复袁世凯时期即已中断的关税谈判会议，至少要在短期内通过二五附加税的要求。
由于在社会党的控制区内，林淮唐早已着手全面裁撤厘金，以货物税取而代之，所以英、法、美三国都大体承认中国关税可以在百分之五的基础上再附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奢侈品则可以附加百分之五的附加税，只有日本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和反对意见。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几次表达异议，他认为在中国内地的厘金全面裁撤以前，外交团不应该承认中国擅自修改关税税率，也不应该承认中国有享受关税自主的权利。
唐绍仪领导的外交部正忙于和英、法、美等国分别进行谈判，准备重新修订一系列关税条约，对于日本的抗议问题，则是由林淮唐亲自处理。
林淮唐的解决办法……那就自然是非常有社会党的色彩了。
当年社会党人就在山东发起过声势浩大的排德运动，但说实在的，德国货主要集中在军工和重工业方面，一般中国人是较少购买德国商品的，有时候即使像抵制也无从下手。
但日本可就截然不同了，日本对华出口即便在欧战景气中，也占到了日本出口额相当高的比重。而且日本对华出口的产品，几乎都是以味精、条纹布、染料、肥皂、水泥、石灰、大豆油、酒精和火柴这样的一般日用品为主，还很少有像德国那样对华大规模出口机器设备和重化工产品，可以说一般中国人是很容易进行抵制的，而且也很容易就可以在国内市场寻求到代替品。
例如味精，去年轻工业部就已经派遣了原来在汉阳厂成功试制矽砖和锰砖的制砖厂厂长吴蕴初，前往天津筹办氯酸钾、盐酸和烧碱工厂。
在一战爆发以前，全世界化工业的中心就是德国，大名鼎鼎的法本公司引领了全世界化工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化工、 制药及染料集团。
在青岛，德国人原本就计划投资建设一家用于生产炸药原料硝酸钾的工厂，但在日军对青岛发动攻击以前，这座工厂尚未落成，战争结束以后，工厂的原料、设备，最重要的还有一批来自法本集团旗下拜耳公司的化学工程师，也都被红军“俘虏”。
氯酸钾除了可以用来制造炸药以外，也是火柴的原料，盐酸则是用于生产味精，当时在中国的食品市场上，到处充斥着日本的“味之素”味精产品，获利惊人。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贵，增鲜的调味品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本轻利重，生产较易，而且借此可以发展中国的食品化工工业，挽回利权，所以轻工业部方面第一时间就把德国那群专家截留了下来，并派吴蕴初到天津牵头设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