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雄又一次见证了法国军队回到巴黎，只是这一次法军的国旗上多出了象征革命的赤色标记。
1919年的秋天国民自卫军、法国社会党、法国总工会和其他意识形态上多种多样、良莠不齐的抵抗武装一起返回巴黎，市民纷纷冲上街头，每栋房屋的窗户上都悬挂起一面新式的三色旗，几乎所有人——除了跟随菲利普 贝当南逃的资产阶级以外——都在欢呼着“vive la france”的口号。
“富尔先生，您准备加入法国社会党了吗？”
熊雄坐在一辆敞篷汽车上，也处在国民自卫军首批进入巴黎的队列里，和他同车塞巴斯蒂安 富尔是法国最著名的合成无政府主义者政治领袖，欧战爆发时塞巴斯蒂安 富尔出于反战的立场，和大多数法国社会党国际主义者共进退，一起前往中国参加了国际纵队的活动，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
所谓的合成无政府主义，指的就是尽可能容纳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这三种思潮。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作为大型群众组织的力量和无政府主义实践的最佳途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基于劳动成果按需分配的未来社会；个人无政府主义是对压迫的否定，并确保个人的发展权，力求以各种方式取悦人民。
塞巴斯蒂安 富尔在战争末期回到法国以后，取得的最大政治成果就是将团结了法国社会党以外的法国左翼政治力量，使法国主要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党派和团体实现和解——这一点也促使法国劳工总工会得以高效率的行动起来，通过组织全法国的大罢工运动有力支援了法国社会党和布雷斯特抵抗政府的军事行动。
“我的朋友，熊，我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哈哈。”塞巴斯蒂安 富尔开怀大笑，“我和饶勒斯是老朋友，但在具体的政策上我想我和法国社会党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法国人民还需要我，那我的政治生涯会更多侧重在劳工总工会方面。”
法国社会拥有历史悠久的民主和城市公社自治传统，法国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生长在城市劳工公社的基础上，同乡下的村社没有太多关系，这是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俄国革命很大的一点区别。
法国乡下的村社是以富农为主，一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法国农村的面貌，使得农场主、富农和中产以上的自耕农成为法国农村社会的绝对主体，贫困的佃农和农奴要么不存在，要么数量上也和富农差距悬殊。
这一次法国的革命，和五十年前的巴黎公社起义类似，都是以城市劳工为绝对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布雷斯特抵抗政府成立之初，就实行着双重的领导结构，政治上由法国社会党主导，经济方面，生产和劳动生活上则是由法国劳工总工会主导。
劳工总工会不是一个隶属于法国社会党的组织，双方政治地位平等，在组织领导方面也几乎是平行存在，这使抵抗政府实际上成上为一个双元领导的政权。在劳工总工会的背后，则是一百二十多个按行业划分的大型行业联盟工会和上万个城镇劳工公社。
起义之初，让 饶勒斯和马塞尔 加香组建的抵抗政府根基极为不稳，所能直接控制的城市也非常少，就算是后来在法国劳工总工会呼吁下出现大量城市自发加入抵抗政府的领导，但在每个城市都还有一个由当地公社公民直接选举的劳工理事会。
城市公社劳工理事会的任务不仅是作为地方政府管理事务，而且也包括以民兵的形式管理地方的军事布置，这就使法国的公社革命政权带有自为浓重的自下而上自治传统，代表中央的法国社会党远远不像中国社会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拥有极高的政治权威。
“劳工总工会正在向饶勒斯推荐马赫诺做国民自卫军的总顾问。”塞巴斯蒂安 富尔又向熊雄提到另一桩事情，“我也希望无政府主义可以在新的革命政权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熊雄失笑：“所以您准备做抵抗政府里无政府主义派的代表？”
法国国民自卫军的历史由来已久，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选举人会议就建立了法国的第一支国民自卫军，并在成军第二天就参加了攻打巴士底狱的战斗。起义胜利以后，美国独立战争里真正的军事领袖拉法耶特担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此后各大城市争相效仿巴黎，自发组织了主要由城市市民参加的国民自卫军。
1871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溃败后，也是人民自发参与建立的国民自卫军死守巴黎。巴黎人民在3周内组成194个营，建立工人武装，许多革命者当选营长，最终点燃了巴黎公社的革命之火。
这一次的法兰西公社革命也是如此，布雷斯特抵抗政府麾下的国民自卫军并非由法国社会党从零开始组建起来的党军，其大多数部队都是地方上城市公社自发组建的民兵部队，还有另外一大部分则是阵前起义的原法国陆军部队。
所以国民自卫军并不是一支完全受党领导和指挥的军队，它的民兵性质浓厚，随着大量原法国陆军的加入，国民自卫军还出现了严重的“雅各宾派”和“索雷尔派”倾向。
雅各宾派是抵抗政府中的极左翼势力，成员多数以起义军人为主，他们反对饶勒斯等社会党领导人提出的左翼大联盟战略，极力主张抵抗政府应当效仿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立刻结束所有毫无意义的选举和会议，结束各大城市公社的自治状态，在全国实行军管来对抗德国和国民政府的威胁。同时雅各宾派还要求抵抗政府结束其统一战线的政策，一些受雅各宾派影响的国民自卫军部队已经在自行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在各地设立大量的革命法庭。
索雷尔派则是以巴黎陷落之战里牺牲的乔治 索雷尔为理论导师，他们是抵抗政府中的偏右翼势力，理论政策总体上和雅各宾派类似，但索雷尔派反对由法国社会党来领导集中化的公社中央，主张由劳工总工会来领导中央政权，同时在对待中产阶级和富农的问题上，索雷尔派则认为为了对抗德国有必要将中产阶级和富农问题往后放一放。
“马赫诺？乌克兰的那位黑军首领？”
“对，他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黑军被德国军队镇压以后，乌克兰的许多左翼革命者就都流亡到布雷斯特来了。”
就在法国革命高歌猛进的同时，俄国革命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乌克兰等地的左翼政权已经悉数被反动派推翻，苏俄政府在央俄地区遭到四面围攻，军事形势愈发险恶，如果莫斯科沦陷，苏俄政权势必遭到十月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打击，除非红军主力能够穿过乌拉尔山转移到西伯利亚地区，否则俄国的革命就可能完全失败。
在熊雄和塞巴斯蒂安 富安两人车队的前方，礼炮齐鸣，成千上万的三色气球被放上天空，一排起义不久的法军斯帕德vii战斗机从万里晴空中间翱翔而过，留下一串长长的飞机云，激昂的马赛曲又一次响彻街头巷尾。
“不管怎么说，法国的公社革命已经赢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熊雄淡淡说道：“但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来看，武装运动的胜利只是革命的第一阶段，只有新政府可以创建出一番迥然不同于旧社会的新秩序时，革命才算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