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军和人民赤海军派出分舰队进行的这次高规格南海巡视，除了是要震慑风雨飘摇中的大英帝国以外，同时也是为了声援目前正在新加坡等地组织民权抗争运动的华人团体。
声势弄得越大，则又把海军趁此机会秘密援助北婆罗洲解放同盟的真实目的，隐藏了起来。
因为英国人对婆罗洲海域的严密监视，中国派去支援北婆同盟斗争的人员及物资，相当一部分都是先进入荷属婆罗洲岛境内，然后再通过陆路偷渡到砂劳越去。
但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则是通过潜艇运输，直接在古晋等地登陆。
同盟国和协约国集团都在大战期间频繁运用和发展了新式的军用潜艇，德国人在战争期间中止无限制潜艇战现在看来，甚至能算作大战的一次决定性转折点。
中国的潜艇技术就是从法国引进，那大名鼎鼎的鹦鹉螺号和《海底两万里》，毕竟也都是源于法国，法国在这方面的科技发展并不多么落后于德国，比如说世界上最早的实用潜艇就是法国海军资助生产出来的。
总体而言法国人研究潜艇很早，是开创者之一，对潜艇用途的设的想也很好，但反复变换的动力系统和武器设计，使得法国海军的潜艇发展规划非常混乱，不像美国、德国那样小步快跑循序渐进，也不像英国那样分门别类目的清晰，在大战前后技术上已经逐渐落后于后起之秀的英国和德国。
但像雨月级、雾月级这样的潜艇，对中国红海军还是具备一定技术优势，最初红海军从法国引进的就是雾月级潜艇，全长52.2米，宽5.42米，水下排水量551吨，动力上是采用2台420马力柴油机和2台325马力电动机。
包括今年红海军才从法国购入的两艘拉格朗日级潜艇也是一样，都是使用柴油动力。不过雾月级潜艇是法国战前设计、生产出来的舰艇，各方面水平都不算太高，武器系统的设计更是显得十分混乱，拉格朗日级潜艇则是1913年开工，但受战争影响，大战期间法国将其主要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陆军方面，拉格朗日级潜艇的建设工作便完全停止。
后面又受1919年革命的影响，到1921以后公社政府才重新恢复了拉格朗日级潜艇的生产线，并在1913年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很大改进，装备2台1300马力柴油机和2台820马力电动机，水面航速16.5节，水下航速11节，续航力非常强，属于远洋潜艇，也是现在红海军能从国外买到的，技术规格最高并最适合中国用途的一型潜艇。
当然，法国公社的同志们在这单买卖中继续履行了国际主义的援助义务，跟这两艘拉格朗日级潜艇一起送到广州的，还有成套的生产线图纸资料和器材设备。
并且，为了支援中国红海军的发展，在饶勒斯主席的特别关怀之下，法国政府还在西贡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法海军技术援助委员会，委员会在华期间先后共有288位专家（援助协定规定不超过150人），其中包括舰艇设计30人、建造工艺136人、安装调试44人、工厂设计16人、交船验收58人及4位总顾问。
委员会及其下属各专家组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与相应的中方机构对口配合，从船舶工业管理局直到各厂科室。在施工和制造过程中，除安装调试和交货专家轮流到各工厂进行调试和协助交船验收外，各类产品的设计专家组和工厂建造专家组分别固定地常驻产品设计分处和各建造工厂。在编制造船工业长远规划，选购配套机电设备，解答工艺技术难题，翻译校对图纸资料，选择各型舰艇试航基地，以及培训中方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法国专家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
而且为了帮助红海军的官兵尽管掌握法国舰艇的操作方式，法国还开创了一种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法国国民军中，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的培训方式。
像拉格朗日级潜艇，除了中国出钱购买了两艘以外，公社海军中也在马赛拨出一艘同型号的潜艇给红海军的受训人员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
这艘在法国受训使用的潜艇，也按照拉格朗日级潜艇的命名规则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称为蒋友仁号潜艇――蒋友仁是乾隆时期的一名法籍耶稣会修士，由郎世宁推荐入华，曾经参与设计和建造了圆明园中包括十二生肖喷水池在内的一系列西洋水法工程。
艇上除中国籍学员外，还有10名法籍教官，共同组成一个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法国海军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法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法国海军服装，伙食按法军潜艇标准，与法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法军条令条例。
一切训练完成结课结业以后，就由中国籍学员独立操纵这艘法国海军拨给的拉格朗日级潜艇，直接开回中国。
所以红海军的发展是同时受到德国、法国、日本三个国家的巨大影响，德国转送的那支东亚海军分舰队构成了中国红海军最早的基础，日本海军则派出大量人员参与到中国海军的军事教育中来，像大连的海军指挥学院，各级教职工里面，日本人竟然半数之多，就连东乡平八郎这样在全世界海军里都具有极高威望和举足轻重地位的名将，也在大连海军指挥学院担任顾问。
法国，则主要是对红海军自己设计和生产建造海军舰艇这方面造成很大影响。
谢葆璋回到西贡的时候，一见到这座城市里那些满是法国风情的殖民地时期建筑物，心情就又变得微妙起来。
两种法国，两种世界的命运，好像在这一刻就特别鲜明地展现在了谢葆璋的眼前。
方声洞也注意到老朋友的心态变化，一笑而悦道：“等到红军向西去，再解放掉剩下的半个世界，那么西贡就又和巴黎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是以另外一种有尊严的方式。”
同行的几位越南同志对此也是一笑而过，像黎鸿风这些越南领导人都曾是方声洞的学生，所以越南的情况并不像日本那样，他们对方声洞在越南大包大揽的作风并不多么反感。
再怎么说，方声洞也是解放了西贡的大英雄，越南政府目前采用的教科书中，对中国援越的行动，还有像方声洞这些红军军人的贡献，可都是写的一清二楚。
之前林淮唐发电到广州，向方声洞询问他对国际主义、民族主义问题的看法时，方声洞就很明白的给中央回了一封信说：
“……要我来说，什么国际主义、什么民族主义，我本人对这些争论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书记长硬要我和中央讲几句，要求我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那我就随便来说说，好歹我们在南方也是和不少外国同志打了交道嘛！
出一份力有一份功，那就不要吹成是失份功，也不要硬说成是半份攻，红军在越南得出的经验那就是国际交往最注重实事求是，说话、做事都要靠谱，有问题就直接面对，谈出来嘛，不要躲着，也不要骗自己或是骗人家……
……越南和中国历史上纠纠葛葛实在不少，要说侵略，我们也要承认元朝、明朝、清朝的几次对越战争，中国恐怕不能很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我们这是自卫行动云云，侵略性肯定是有的，那就不要避而不谈，该承认错误的承认错误，不该算在我们头上的则无论怎么样友好也要坚决否认，这就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