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李谦的想法，他给蓝衣社的特务们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应该能给还留在上海的博古他们减轻不少压力。而博古他们自然也会因此继续待在上海——毕竟，他们这帮子人都是相信城市中心论的，都是认为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应该是革命的中心的。所以除非上海的局面非常糟糕了，博古他们才会离开上海。
而博古一旦离开上海，会去什么地方？那肯定是瑞金，是中央苏区呀。虽然如今在中央苏区，李德胜同志已经不能主持工作了，但是至少，如今在那里主持军事工作的还是朱玉阶和伍豪。伍豪同志虽然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导主任，但是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并不突出。不过他至少自己知道这一点，并且在军事问题上愿意尊重包括朱玉阶在内的那些军事指挥官。所以红军在战术和战法上依旧旧继承了过去的成功的传统。
但是要是让博古他们去了中央苏区，那就真的麻烦了。和伍豪一样，博古他们同样对军事并不精通；但和伍豪又不一样，伍豪好歹还见过一支军队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或者说，伍豪同志好歹还见过二师兄是怎么跑的，而博古同志呢，他对二师兄的了解仅限于看过一点图片。
但是，博古同志他们更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军事上有多么无知。而且他们对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从根本上就是反对的。所以从政治上来说，他们也不可能继续延续过去的军事路线。这样一来，原先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军事原则必然会遭到破坏。当然，因为博古自己对于军事一窍不通，而从政治上来说，他又不愿意像伍豪那样尊重那些“思想落后”的土包子军事人员，他们就只能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于是共产国际就送了个李德过来了……
所以要是上海的环境好了一点，压力小了一点，这几位可能就一直留在上海了，然后，他们一直留在上海，不到瑞金去捣乱，那不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了吗？
虽然蓝衣社相比中统，至少在这个时期是要饭桶不少的，但是他们的活动依旧是给人民党的地下活动不少压力，李谦的这个举动也的确让上海的蓝衣社暂时失去了活动能力。但是，蓝衣社失去活动能力了的后果却是李谦万万没想到的。
在蓝衣社暂时失去行动能力之后，人民党中央的几位同志都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是“天赐良机”，当然，他们只在心里这样想，他们是不会把“天赐良机”这样的话说出来的，因为这个话除了“太不无神论”之外，也太有“机会主义”的味道了，是的，越是机会主义分子，越是忌讳“机会”这个词。
既然有这样的“天赐良机”，那么不立刻行动起来，在一些同志看来，这简直就是犯罪。所以，人民党中央发出了“反常抗日，迎接革命的新高潮”的号召。接着在白区，整个人民党的机构都运转了起来。
在上海，人民党很早就重建了总工会，只不过总工会也一直只在地下活动。但是现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总工会要组织罢工，另外，中央苏区的以及其他苏区的红军都要策应各个大城市中的工人斗争，他们要向大城市发起进攻，以配合工人夺取城市——进而夺取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指令传回中央苏区，接到指令后，伍豪就去找朱玉阶商量。
“这是谁做出的决定呀？他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嘛！”朱玉阶将军一看到这样的指令，当时就蒙了，“打大城市，打大城市，就知道打大城市，李立三那会儿我们又不是没打过。”
“现在红军比以前更强大嘛。”伍豪说，“而且中央也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打下大城市，只是要求我们牵制一些敌人。”
虽然伍豪在中央苏区待了这么久之后，对于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也更了解。但是在处理问题的风格上，伍豪一向更倾向于调和，而不是硬抗。当然，在一个组织内部，也需要这样的人。
“牵制个啥？”朱玉阶和伍豪是老朋友，所以也不避讳，“如今红军是强大了一点了，每两个战士就有一条枪了——如果把我们自己造的土枪都算上，每一个半战士，抖有了一支枪了。尤其是我们把复装子弹厂和枪械修理厂建起来之后，每次战斗，每一杆枪，都能有十多颗子弹打了。不像以前，齐射三发，我们就必须冲锋或者撤退了。但是伍豪，你也在黄埔待过，你也应该知道，进攻城市的消耗有多大。当年北伐的时候……”
这个事情伍豪也是清楚的，进攻城市的消耗，可不是在山沟里面打伏击能比的。而且现在kmt正集中了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围剿，整个苏区，都在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应对这次围剿。在经历了三次围剿之后，苏区的经济就已经遭受了相当大的破坏了，备战本身也是对经济的消耗，然后还要执行中央的新指示……哪怕只是佯动牵制，那也是要消耗人力物力的呀。
“中央总是有整体的考虑的。”伍豪说，“我们作为党员，必须要注重大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意识，必要的时候，也要有为大局牺牲的意识。”
这并不是空话或者口号，这也是人民党一直以来的坚持。在人民党这里，是决不能容忍枪指挥党的。决不能容忍个别的小山头不服从全局的。也许党中央在很多时候都会做出不正确的决定，但是能坚决地服从中央，决不允许内部出现独立的小山头，却正是人民党不同于kt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各个苏区，以及后来的各个根据地，在经济上都是相当的独立的。依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人民党的军队实际上更容易出现各自占山为王的军阀状态。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就算中原野战军打光了，其他野战军照样也能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大局观，没有“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就不会有最后的胜利。
1933年一月底，常凯申按照计划，亲自兼任“江西剿总总司令”，坐镇南昌，开始准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央红军刚刚完成了配合上海罢工的佯动。
在到达南昌后，常凯申接到了一份电报，然后就非常高兴地下命令给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站记功，并且奖励大洋五百，以表彰他们在粉碎乱党在上海发动总罢工和叛乱的时候立下的功勋。
其实中统在这个时候，真没干什么高难度的事情，主要是人民党的地下工作者自己一个一个的主动地冒了出来。要组织大罢工，总工会就不可能再秘密工作了；总工会一开始动作——这样大的动作，中统怎么会看不到呢？即使是蓝衣社，不过不是刚刚出了那档子事，那也是能“立功”的呀。
中统的工作变得格外简单，因为他们只要抓住带领罢工的人就行了，而带领罢工的工人代表是没办法潜伏着的，他们是必须公开行动的。结果……中统一下子就立下了“大功”。
中统一家伙就抓了几百人，这些人都是罢工的领导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人民党人。剩下的，也都是和人民党有联系的人。被捕的人一旦多了，你就很难保证这里面没有变节者。尤其是中统在刑讯手段上比蓝衣社高明多了的情况下。中统在引入电刑的时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平时练手的时候也多，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也普遍提高了，于是一些顶不住的人便变节了。
另一方面，因为抓进去的人多了，所以整个人民党的危机管理体系也遇上了大麻烦。在常规情况下，有一两个人被捕，那么和他有联系的人就可以立刻转移。如果被捕者没有暴露，那党组织还能想办法来加以救援。但是这一次，一家伙被抓进去这么多人，如果要转移，整个的党组织都要转移，甚至于因为被抓进去的人太多了，到底哪些人被抓进去了，组织上都弄不清楚。连这个都弄不清，那转移和营救就都无从谈起了。
结果呢，自然是叛徒一旦出现，很多时候，中统的家伙就能顺藤摸瓜地抓到更多的人。然后整个上海的党组织就都乱成了一团。就连专门负责和李谦联络的李介生同志都差一点被抓住，不得不紧急转移了。紧急得甚至都来不及通知李谦一声。
事实上不仅仅是李介生同志紧急转移了，整个党中央都必须紧急转移了。如果不是现在kmt军队正在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封锁严密；同时如今正是枯水季节，进入中央苏区的水下安全通道也暂时无法使用，所以他们暂时只能躲到乡下去，暂时还无法前往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