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除了关于中川的种姓问题的误会之后，倒是再没发生什么大事情。因为李谦事实上完全了解下一步该干什么，所以只需要让打杂的把数据什么的准备好，后面很多事情都好办了。至于出成果的事情，当然是夏尔马和中川将他们的活交到了李谦的手上，然后再在李谦手中来成型。这也是防止成果不慎泄露出去，以至于被人家抢去了的手段。而且，以中川和夏尔马的程度，李谦觉得他们也偷不走什么。老实说，一个本科一年级，一个本科三年级的，李谦觉得自己居然还愿意带着他们，而且将来的一些前置的小成果上面还能让他们带上一个名字——“我果然比我的导师有良心多了。”
假期过的很快，不过在假期结束之前，李谦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份研究成果，这是关于准数分解的一些补充性的东西。这是对艾米·诺特在准数分解方面的研究的一些补充性的东西，不算太重要，也没有什么开创性、讨论性或者普及性和突破性。对于像艾米·诺特或者他的朋友希尔伯特那样的大数学家来说，这样的研究成果是根本就不值一提的，顶多，算是助手级别的成果。很可能直接就让助手作为第一作者去发表了。但是对于一个仅仅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却已经是非常的不错的成绩了。
这样的论文当然不会有什么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但是，至少在本校的刊物上发表出来还是可以的。另外，李谦还写了封信，就这篇论文中还留下了的一点尾巴（为了引出后面的一些有意思的方向而做的准备）向艾米·诺特请教。
所谓的“请教”当然是假的。主要是要借此给人家留个印象，也算是和欧洲数学界的大佬们扯上一点关系。而写信给艾米·诺特，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她独特的身份。
艾米·诺特是一位女数学家。如果她是二十一世纪的人，那简直就是整个数学界活着的珍宝，是无数的女性的榜样。但是在这个时候，男女平等这东西，那还是该死的布尔什维克的异端邪说呢。对于欧洲的有些家伙来说，凡是布尔什维克支持的，就必须反对。
布尔什维克既然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同等的劳动的权利；那么一些正人君子自然就要对此加以反对。他们觉得女人什么的，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在家带孩子。因为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而大家都知道肋骨上面的神经很少。所以女人天生就该没脑子。这是上帝的意志——写在圣经里面的！
但是艾米·诺特却以一个女人的身份，闯进了被视为最高的智慧殿堂的数学界，而且不断的做出兼具开创性、突破性、极端重要性、极具讨论性、极具推广价值这五条标准的伟大发现。她在数学上放射出的光芒甚至让人想要装瞎子都不好装了。于是她自然就越发的让有些人痛恨。
再加上她还是一个犹太人，这就更不可容忍了。1916年，在希尔伯特的邀请下，她来到哥廷根大学，担任希尔伯特的助手。非常欣赏她的才华的希尔伯特，很想要在哥廷根大学帮她弄到一个助教的位置。
放在后世，一个像希尔伯特这样能鄙视爱因斯坦数学太差的大牛，要在自己任教的大学里面，给自己的助手，而且是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助手，弄到一个助教的位置，那简直简单得都不用自己开口了。但是在这个时代，希尔伯特居然在这件事情上碰了一个大钉子。
这个时候得哥廷根大学并没有数学系，数学系算在哲学里面。结果在会议上，一帮子家伙坚决反对将“神圣得教职”交给一个女人。气的希尔伯特在会议上拍着桌子大发脾气：“我简直无法想象候选人的性别竟成了反对她升任讲师的理由。先生们，别忘了这里是大学而不是洗澡堂！”
但是，希尔伯特要发脾气，大家就让他发脾气；希尔伯特要拍桌子，大家就让他拍桌子；希尔伯特要骂人，大家就让他骂人。（反正挨骂完了，要脸一点的，回去吹：“今天开会，希尔伯特教授骂我了。”不要脸一点的就直接吹：“我和希尔伯特教授就某个重要的问题发生争执，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但是大家到了投票的时候，就是毫不犹豫的投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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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希尔伯特教授好歹和哥廷根达成了妥协，希尔伯特自己出钱，聘任艾米·诺特担任他的“私人助理”——是的，哥廷根大学不肯支付她的工资。他们表示，他们可以给希尔伯特更高的工资或者补贴，但是给一个女人发工资，那会让学校的投资人生气的。
至于在哥廷根上课，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她只能以希尔伯特的名义上课。嗯，基本上就是：“童鞋们，今天的内容太简单了，就让我的私人助理来给你们讲吧。”
两年后，因为艾米·诺特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在一篇论文里，诺特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给出了一种纯数学的严格方法；而另一篇论文有关“诺特定理”的观点，已成为现代物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如果是一个男人，有这样的成就，早就该成为教授了。但是艾米·诺特是女人，所以，她只得到了一个讲师的位置。但这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直到21年，艾米·诺特完成了完全符合了五条标准的《环中的理想论》，用伟大的成就宣告了抽象代数的建立。如今，任何人都无法捂住眼睛来无视她在数学上的光芒了。于是希尔伯特教授再次在教务会议上为他的“私人助理”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
最后，在22年，哥廷根大学终于做出了重大的让步，给了艾米·诺特一个教授的头衔，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头衔，没有工资。
如果再过几年，到了三十年代，艾米·诺特凭借着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甚至弄出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学派了。到那时候，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带着崇拜的味道的信件也许就不会让她特别注意了。当然，到了那时候，用不了多久，她最需要的恐怕是一份来自北美的某些大学的，能让她离开欧洲，躲开希特勒的从集中营到洗澡堂的全套套装的邀请了。
但是现在，在艾米·诺特的成就还没有完全的压倒相对应的偏见的时候，李谦的带着崇拜的味道的信件，就更容易得到她的重视，而李谦在信件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却绝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李谦相信，这封信因该是可以引起艾米·诺特的注意的。而他的研究方向也在这封信中隐隐地露出来了一些。李谦并不担心这会让艾米·诺特抢先弄出了自己想要抄袭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因为李谦知道，艾米·诺特此后的方向并不在这里，也是因为他知道，向艾米·诺特这样真正的才华横溢的人，根本就不屑于干这种事情。
有了写给艾米·诺特的信件，将来万一有了某些争论，这个信件就能派上用场了。而且，如果艾米·诺特给了回信，那别人想要窃取他的“成果”就更困难了。而李谦觉得，他的这封信，应该是能够获得一封回信的。
“要论反剽窃，我果然是天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懂如何剽窃和反剽窃了。”在寄出了信件之后，李谦甚至都忍不住自嘲了一句。
不过事实证明，乱立flag是作死的行为，因为紧接着一开学，在代数课下课的时候，代数老师布兰科先生突然开口道：“李，还有中川，你们两个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布兰科先生虽然教了他们半年的代数，但事实上和他们并不熟悉，甚至于，除了李谦和中川之外，班上的学生他一个都不认识。毕竟，布兰科先生还有有一大堆重要的事情要做，哪有功夫去认识一年级的学生？所以他一贯的风格就是，上课的时候夹着讲义来讲课，讲完了直接拍屁股走人，毕竟，一个老师在大学中的地位和发展，和他给普通大学生怎么上课基本上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他之所以认识李谦和中川，也不是因为李谦是每次考试都能得满分的东亚做题家——一年级的那点难度，满分又怎么了——主要还是因为他是黄种人，相对少见。
因为同样的原因，布兰科先生也认识中川。不过认识归认识，但是布兰科先生却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什么交道，就像布兰克先生也从来没有和其他学生打过什么交道一样。
虽然不知道布兰科先生叫自己过去是为什么。但是老师有请，做学生的自然只能老老实实的去了。
两个人便跟着布兰科先生进了办公室。
布兰科先生将讲义放在办公桌上，然后转过头对李谦和中川说：“李，中川，我注意到你们将一份稿件投递到了我们的校刊上——嗯，而我，正好是审稿者。我很惊讶，你们仅仅只是一年级的学生，就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嗯，论文我看了一下，没什么毛病，而且方向很好，是如今数学界最有可能出现突破的方向。我本人也正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嗯，你们愿不愿意临时给我当个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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