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上跑的客轮无论是在大小还是在速度上都远远的不如大西洋航线上的同行。在大西洋，那些使用蒸汽轮机的邮轮，轻轻松松地就可以跑到接近三十节，而在太平洋上，那些老式的客轮却只能跑到他们一半的速度，所以等李谦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都已经到了27年的12月底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局面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常凯申复出了，而汪兆铭呢，他虽然在李宁汉合流之后的政府特委会中有一个席位，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席位而已。手里面没兵，因而备受排挤。于是汪兆铭便和急于夺取广州的张发奎和唐生智合作，以攻击“南昌叛军“为由，将原本控制广州的李济深骗走，然后占据了广州，汪精卫便离开武汉，前往广州另立中央，反对南京的特委会。然后呢，借着人民党在广州起义的事情，李宗仁和白诸葛便指责汪精卫勾结乱党，秘密通共，阴谋叛乱。然后呢，就准备向汪精卫动手。
张发奎的第四军原本号称铁四军，但是自打清党之后，第四军也迅速地劣化了，战斗力大不如前。而唐生智呢，手中的兵虽然多一点，但是战斗力反而更差，结果和桂系一动手，张发奎和唐生智就顶不住了。然后呢，为了牵制桂系，汪兆铭便力邀常凯申重新担任总司令。然后李宗仁和白诸葛一看，为了避免常凯申支持汪兆铭，他们便也表示支持常凯申出任总司令，并且作为重组国民政府。然后呢，既然大家都这么支持常凯申，常凯申自然是顺水推舟地就重新担任总司令了。
但是重新担任了总司令的常凯申并没有立刻调停桂系和汪兆铭之间的争端，事实上，常凯申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做法，甚至还不断支持李济深打回广州去。
于是，张发奎和唐生智顶不住了，他们两个便带着败兵跑去投奔了常凯申，而汪精卫呢，只得匆匆宣布下野，然后去了欧洲。而常凯申如今在吞并了张发奎和唐生智的军队之后，背后又有大金主支持，自然成了这一系列斗争最后的胜出者，而汪兆铭呢，基本上输了一个精光。
李谦在在旧金山上岸后先去斯坦福大学做了相关演讲，并且以上海大学校长和上海六校联合数学研究所的名义和斯坦福大学达成了交换学生交流的计划。在旧金山呆了三天之后，李谦便动身前往美国东海岸。
作为一位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的数学家和科学家，李谦的活动当然主要是围绕着美国的那些大学进行的。在哈佛大学参观的时候，李谦非常巧的遇到了一位坐着轮椅回到哈佛大学来参加校友活动的残疾人。
“李先生，我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您。如您所见，我遇到了一些不幸的事情，所以如今成了一个只能依靠轮椅行动的残疾人了。”
“人类最伟大的工作都是依靠大脑来完成的，所以，除非大脑出了问题，其他的任何身体障碍，我觉得对一个有志于服务大众，或者是推动文明进步的人来说，都不能算作是不可克服的残疾。”李谦微笑着道，“就好像贝多芬先生，作为一位音乐家，他甚至是个聋子，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也许我应该提前祝贺您成为纽约州的州长，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美国的总统。”
“美国人民会需要一个坐轮椅的总统吗？”罗斯福微笑着道。
“美国总统是用大脑工作的，美国人民又不需要看总统去打高尔夫。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呢？”李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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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鼓励，嗯，我听说您打算在美国进行一些投资？现在正在寻求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罗斯福说道。
“是的。”李谦回答道。
“很难想象，您这样的数学家会花心思去做买卖。”罗斯福道。
“因为我不仅仅是一位数学家，我还是一所大学的校长，而校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不就是为学校的发展筹到足够多的钱吗？尤其是当他还希望能建设一座理工类的学校的时候。您知道，某些大学的一个实验室，消耗的资金可能就比整个中国所有的大学消耗的资金要更多。而哪怕仅仅只是想要建设一座拥有最基本的实验室的大学，都需要很多的钱，但是一所大学，如果连实验室都没有，那还能叫做大学吗？在美国，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有很多乐善好施的有钱人，他们的捐助，就能让美国的大学获得不亚于欧洲大学的资金。但是中国是一个穷国，我们能得到的捐助自然也少得多。所以作为校长的我，必须自己想办法为学校筹集资金。”
“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您的努力令人钦佩。”罗斯福说，“那么我们可以具体地谈谈，您想要在美国投资什么呢？”
“一种药物，我们已经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相关的专利。”李谦回答道，“我们的研究表明它能非常有效地抑制多种细菌的生长，在我们进行的实验中，包括动物实验和有限的人体试验中，都表现出了相当好的效果，当然，我们进行的实验的数量还不够多，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的有效率还没有特别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副作用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金，以便完成整个实验，并将它生产出来，投放市场。”
“您在药物学上也有研究？”罗斯福惊讶地道。
“不是，这是我的另一位朋友的发现，不过因为某些政治方面的原因，他自己无法将这些东西变现，所以他将这种技术转让给我了。当然，他把这东西给我的时候，还完全没有任何像样的实验，据他自己说他用这个法子，解决了不少人的外伤后感染的问题。后面的研发步骤则是我的研究所中的一些人接手的。”李谦回答道。
“政治上的原因？”罗斯福问道。
“是的，他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参与过叛乱，甚至现在可能就在搞叛乱，”李谦回答道。
“啊，是这样，我明白了。”罗斯福道。
对于这个项目和中国的叛乱分子有关的事情，罗斯福并不是特别关心，一个东方的落后国家的事情，有个什么好担心的？而广谱抗菌的意义，即使罗斯福对于医学不是很了解，也理解它的意义，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市场。甚至说得不好听一点，为了这样的利益，就算支持一下叛乱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您这里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给我们看看的资料吗？我个人对于任何能够造福人类的创造都很感兴趣。”罗斯福说。
“有的，我带了相关的资料，以及样品，甚至还有一部分的实验报告，不过如果你们要进行验证的话，你们最好是先用动物验证一下，毕竟，动物也一样可以因为细菌感染而出现各种症状。”李谦补充道。
当天下午，罗斯福家族派来的人从李谦这里拿走了一部分的资料和一部分样品。
此后李谦便继续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各个高校参观，并又和其中的一些学校达成了合作意向。这也让后来的联合研究所成为了中国几乎唯一的有来自欧美国家的留学生的研究所。
到了二月初，就在李谦准备要准备离开美国了的时候，罗斯福再次找到李谦。
“李先生，我们对您上次的提议进行了研究，您提供的药物，非常的有效，至少在动物实验和少量志愿者的实验中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明，我们希望能和您达成进一步的合作。”
于是大家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合作，
李谦将有关磺胺的相关技术专利，委托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代为经营，并将由这一专利获得的收益的百分之二十作为佣金，支付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则保证在专利的有效期内李谦每年都能因为这个专利，获得至少二十万美元的纯收入。此外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还将以个人名义，向上海大学和联合数学研究所各捐助两万美元，并担任上海大学和联合数学研究所的董事。（当然，这个是挂名的）
事实上，双方最为看重的都不是美元的分配，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来说，在手中控制着这样的专利，能带来不少的金钱收入，而出任李谦的数学研究所的董事，对于塑造他爱科学，懂科学的形象非常有利。而对于李谦来说，能给上海大学和联合数学研究所找上未来的纽约州长、美国总统这样的董事，扯上这样的一张虎皮，那谁想要动动李谦以及他的学校，就要认真的考虑考虑后果了。比如某个新军阀头子，在面对这张虎皮的时候，肯定会非常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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