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少爷，像这样的狗东西，何必跟他啰啰嗦嗦的，还给他钱，一颗子弹就解决问题了。”
送走杜泉后，安恭根有些不屑地说道。
“能交流解决的事就不要动用武力，能用钱摆平的事就不算事，咱们别的不多，就是钱多。”路鸣打了个响指笑道。
杜泉的问题这样解决，路鸣很满意，不但堵住了他的嘴，还把他的情报源抓在了手里。
不过要想演好这场戏，不露破绽，还得有杜鹃的配合，如果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
“我看这种人就是个祸害，留着他一条狗命，指不定哪天反咬您一口。”
安恭根的话不无道理，但路鸣觉得事情还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先放着，等杜鹃的事情掀过一页，再跟他算账也不晚。
“杀他很容易，不过一句话的事，可是杜泉现在也是复兴社重要的线人，一旦他出了事，翁百龄肯定会狗急跳墙，很可能就此展开调查，如果被他查出些什么来，反而是弄巧成拙了。”路鸣解释道。
戴笠和翁百龄都很重视这些“叛变”人员，不仅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而且高度重视他们的安全状况，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唯恐他们被地下党组织“锄奸”。
路鸣担心的就是这个，一旦杜泉失踪了，翁百龄第一时间就会向戴笠汇报，老狐狸戴笠很可能会从中嗅出味道。
如果在清查杜泉问题的过程中拖出杜鹃的身份，翁百龄肯定会咬住不放，那反而是自找麻烦了。
路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思考着，怎么才能让杜鹃退出组织，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好办法，眉头皱得都快解不开了。
安恭根知道他有心事，估计劝导也没什么用，便张罗着要喝酒，去掉刚才见杜泉的晦气。
路鸣给安恭根拿了一瓶他喜欢喝的汾酒，自己则是倒了一杯威士忌。
现在秘密情报处正式在这里办公的只有三个人，路鸣、黄炎宁和刘绮雯。
刘绮雯不但在这里办公，就连吃住也在这里，反正所有的花费统一报销，要不然就凭她的工资，连华懋饭店的门槛都不敢迈进来。
路鸣仰躺在办公椅上，想了半天，慢慢也想明白了。
杜鹃的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遇到什么问题再去化解什么问题，没有现成的招数能够一劳永逸。
过去向来都是他在外面闯祸，随后盛有德替他擦屁股，现在他也扮演起给别人擦屁股的角色了，这种活不好干啊。
“路少爷，另外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安恭根喝了口酒问道。
向复兴社提供杜鹃情报的还有几个线人，不过只有杜泉的这份线报里确认杜鹃已经加入共-产-党，其他人的线报里只是怀疑杜鹃有通共重大嫌疑。
“找到他们，先吓唬他们一下，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向任何部门上报杜鹃的任何情报，如果他们不听，就解决他们。”路鸣冷酷地说道。
安恭根就喜欢听路鸣这样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用枪来说话，费尽心机地说服人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没有这份耐心。
“好的，不听话就宰了他们。”安恭根做了个手起刀落的姿势。
“先礼后兵，万不得已再开杀戒。”路鸣不希望这件事闹大。
“杜小姐那里要不要安排几个人，先把她保护起来？”安恭根问道。
“不用了，如果她身边突然多出几个保镖，反而不正常了。先用这些线人监视她周边的情况，发现有事就及时处理掉。”路鸣说道。
路鸣本想派几个人混进工会，甚至混进盛氏纺纱厂，近距离保护杜鹃。
可是想了想又觉得不妥，有人跟随左右，时间长了，难免会露出马脚，一旦被地下党组织察觉，还误以为杜建叛变了呢。
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怎么会有人暗中保护？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
路鸣很快就放弃了保护杜鹃的打算，在这个特殊阶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少短时间内杜鹃的安全还是没问题的。
喝完一瓶汾酒，路鸣仍然没有明确指示，安恭根便起身走了。
路鸣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财务报表，看着这些报表，他感到头疼了，看了几年报表，自己都快成账房先生了。
路鸣现在虽然是秘密情报处的处长，可是情报处还处在筹备阶段，并没有多少实际事务需要处理，眼前唯一要花费精力做的就是特工学校的事。
路鸣以前从没想过培养一个优秀特工需要花多少钱，现在总算是知道了，如果说培养一个飞行员差不多需要和他体重相当的黄金，培养一个优秀的特工也大差不差。
培养这类人才所需的花费巨大，真的只有国家才能够承受，绝不是个人的财力所能抵挡的。
好在路鸣背后有一个盛氏，富可敌国，路鸣虽然不知道盛氏究竟有多少家底，却知道盛氏在海外的融资能力比民国政府还强。
路鸣渐渐看懂了其中的奥妙，拥有强大财力的政府才可能是强势政府，囊中羞涩的政府，哪怕嘴上强大，内心却是软弱的。
南京方面在很多问题上跟盛有德产生冲突，最终都是由蒋先生出面，给盛有德某种承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路鸣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干这干那的，甚至是无法无天，其实说白了，还是资本在背后撑腰。
只要钱花在有用的地方，路鸣一点也不心疼，这也形成了他的办事风格。
他毫不在乎地包下华懋饭店半层楼做办公地点，这些花费跟特工学校的花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只是一个零头罢了。
由此路鸣不禁想到盛有德的一句话：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跟钱有关，只要有足够的钱，你能办到任何事，只不过办的是人事会流芳百世，办的是鬼事则会遗臭万年。
路鸣把财务报表通通看过一遍，然后叹息一声，不想这些了，要说头疼，那也是盛有德去头疼，反正花的也不是他的钱。
路鸣把财务报表整理好，放进保险箱里，这些都是要交给盛有德审批的，他就是过个手整理一下。
这时黄炎宁一头闯进来，从放在墙角的可口可乐的箱子里拿出一瓶来，打开后一口气喝了半瓶，然后抹着嘴大骂道：“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气死我了。”
“怎么了，又和他们吵起来了？”路鸣笑了。
“路少爷，这些俄国佬明明会说英语，而且很流利，他们却不肯说英语，非得说俄语，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吗？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黄炎宁说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两人虽然是上下级，可是相处久了，更像朋友，只要没有外人在，也就不讲究什么规矩了。
路鸣忍不住笑了一声，心里有些可怜黄炎宁了。
这些俄国专家都很热心，而且教学上也毫无保留，但是中俄两国文化隔膜太深了，许多生活、文化上的差异也就显现出来。
至于黄炎宁说的大国沙文主义，路鸣也不陌生，他在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甚至意大利人身上都看到过。
当然在这些苏联专家身上，路鸣也隐约看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以前跟安德烈和彼得交往了好几年，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也许是安德烈和彼得想拉拢路鸣，在一定程度上刻意收敛了自己的言行。
黄炎宁是教务长，教学上、培训上的所有问题都要由他去和苏联专家沟通，靠的当然还是翻译。
黄炎宁英语说得不错，但是俄语一个字母都不认识，这就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黄炎宁的意思是，他跟苏联专家之间沟通时彼此最好说英语，这样就省去了翻译这个环节，也免得翻译出错，造成一些误解。
可是苏联专家荣誉感非常强，他们坚决不肯说英语。
说英语还是说俄语这还算是一个小问题，其他还有许多问题，虽然都无伤大体，却也能把人气得发昏。
路鸣和黄炎宁虽然是特工学校的校长和教务长，但是在教学和培训上，都是由专家说了算，这是事先商量好的，也写在了合约里。
说到底，他们两人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给特工学校提供资金和物资保障的后勤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