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付周延儒和吴昌时，张溥就是最好的利器。张溥曾经是周延儒复相的最重要推手，跟吴昌时一样是周延儒的左膀右臂。可是随着周延儒的复相成功，他们之间渐行渐远，张溥希望通过周延儒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希望周延儒大量提拔复社中人，可是已经两任首辅的周延儒怎么可能受自己学生的摆布，在他看来，张溥只是他的学生和助手。更何况失而复得的东西最值得珍惜，重新复相之后，周延儒万事以巩固权利为重，虽有善举，但更多地还是以争权夺利为目的，先是对付杨嗣昌再是对付刘重元。至于张溥所希望的众正盈朝、匡扶圣主、拯救时艰、复兴大明，那也就是想想而已，周延儒是从未当真的。
更兼吴昌时忌惮张溥的才华和影响力，自知自己别无所长，走正路是万万不能与张溥相提并论，生恐时日一长就被张溥彻底踩在脚下，因此使出了下毒的龌龊计量，也就彻底的结束了张溥在周门的可能。
“子乔兄，我已经联络了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河南道掌道御史洪启遵、兵科给事中郝絅等七名言官，准备从后日其就轮流上书弹劾吴昌时，罪名有紊制弄权、窃权附势、纳贿行私等十条大罪，定能将其一举扳倒，以解子乔兄的心头之恨！”张溥对于周延儒，对于吴昌时都非常的了解。而自从上次中毒一事之后就对吴昌时的一举一动时刻关注，掌握了吴昌时大量的受贿弄权的证据，只等时机一到就行致命一击。而今晚来找刘重元就是为了求得刘重元的支持。
弹劾的声势再大，也必须取得皇帝的支持才有可能扳倒吴昌时，而要取得皇帝的支持，又必须首先取得内阁的支持。一个大臣、一件事件，若是皇帝已经有了成见，那么内阁阁老自然是无力施为，但若是皇帝并无定见，这个时候内阁阁老的作用就大了去了。
例如同样是弹劾吴昌时，若是弹劾的奏章送到周延儒手里，他在奏章上随便写几个字：“一家之言，道听途说，着刑部查问明白，再行上奏！”皇帝一看，可能连吴昌时是谁都不知道，见首辅的票拟也很有道理，于是照例签一个“知道了”。这件事情到刑部自己人那里转上一两个月，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若是奏折到了刘重元这个次辅手上，刘重元也可以票拟：“御史所奏骇然听闻！文选司郎中事关国家取材大计，须清正廉洁、无私无我之人才能胜任，岂能委以文选重任，着即革职查办，交刑部议罪！”皇帝如果不是对吴昌时简在帝心、特别喜欢吴昌时的话，也同样会批一个“照准！”于是煊赫一时的文选司郎中吴昌时就得灰溜溜的下台。
这就是阁老的权利，这就是万千文官梦寐以求想要达到的顶端。张溥的目的同样如此，即便是他联络再多的人弹劾吴昌时，只要周延儒护着他，大概率弹劾还是失败，而只有刘重元在御前抵消掉周延儒，弹劾才有可能成功。
刘重元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想了想说道：“这两日，我连续遭受弹劾，若立即弹劾吴昌时，皇帝和朝廷自然而然的觉得这是我的报复，所以我想必须等待一个契机，也必须有一个爆发点。然后再展开弹劾，才能事半功倍。”
“契机？爆发点？”张溥连忙追问道。
“不错！”刘重元也是筹谋已久，当即和张溥细细的说了自己的想法。一直谈到子夜时分才算是将细节大体谈完，之后两人又谈起了西洋各国，当然主要是张溥再问，刘重元解答关于当下西洋各国的情况。推开窗户，窗外的蝉虫时而鸣响，晚风带着露气灌入，更添凉爽，一直到天边渐白，两人才累的抵足而眠的睡下。
第二天的早朝，果如刘重元所料，继援救姜埰的风潮之后，又有不少官员站出来为熊开元求情，认为熊开元虽然诋毁总理，但是仅以言论入罪恐堵塞言路，希望皇帝能够宽大处理。更何况，熊开元即便是有罪，也应该是交刑部、大理寺查办，怎能直接的打入锦衣卫呢？
更有甚者，有御史上书说，锦衣卫掌印都指挥使骆养性乃是湖广人，乃是刘重元的同乡，姜埰和熊开元因为弹劾刘重元被打入锦衣卫昭狱，落在骆养性手里，那岂不是羊入虎口吗？这话让刘重元和骆养性，乃至是皇帝都哭笑不得，啼笑皆非。
骆养性乃是世袭的锦衣卫家族，其父亲骆思恭乃在万历末期到天启四年任职锦衣卫都指挥使，而骆思恭的爷爷乃是嘉靖朝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安，骆养性的外公乃是万历初年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可以说骆家乃是锦衣卫，不，应该说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世家。当然，骆养性也不是一开始就承袭都指挥使的，他也是从锦衣卫百户出仕，一步步升迁的，而最重要的一个坎儿，也就是最后一步升迁为都指挥使，确是出自周延儒的推荐。
也正是有锦衣卫的同盟，所以周延儒才敢不鸟宦官，常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一副鄙夷宦官的模样，以博得士林的好感。这个弹劾的言官，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仅仅是听说骆思恭乃是湖广人，就天然的以为和刘重元是同乡，以致会勾结在一起，徒然惹人发笑。
眼见情势如此，刘重元也站出来为熊开元和姜埰求情，说道：“此二人个人生死事小，而朝廷的言路通畅事
关重大，切不可因为皇上因为微臣个人的恼怒，就使国家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请皇上忍一时之怒，思国家社稷之不易！”
皇帝见到刘重元的大度，对于姜埰和熊开元更加恼怒，而且对于喋喋不休的言官也更加的不耐烦，当即严词拒绝了众臣的求情。下朝之后，皇帝越想越怒，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何时他想杀个人都这么费劲了？也是这些年对厂卫压抑的太过，太监们只能龟缩在皇宫里，以致外朝的大臣越发的胆大，越发的蹬鼻子上脸，居然敢明目张胆的结党上书，逼迫自己。
越想越气之下，皇帝干脆亲笔写下手谕，交太监递给骆养性。夜里接到皇帝的手谕，本就很是诧异，待一打开看后，骆养性登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手谕之中，皇帝要求骆养性直接在诏狱之中秘密处死姜埰和熊开元。
这可是许多年未曾有过的事情。皇帝虽然口含天宪、一言决人生死，但其实即便是皇帝，要杀一人，尤其是朝廷官员，那也得经过组织程序，必须经刑部议罪，大理寺判定才行，若是刑部判定不当死罪，皇帝会将刑部的奏疏打回要求重审，直到得到想要的结果为止。
明代皇权崇高至上，政治风气柔糜软媚，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朝廷大臣在皇权面前大都卑躬屈膝，五体投地。对于皇帝的旨意从来只有遵从，少有反抗。而往往皇帝视朝臣的反对为结党、为篡逆，不惜以掀桌子的手段加以打击。所以，如果皇帝真想杀一个人，朝臣往往都是会屈服的。
可是，那也得是让朝臣屈服之后，走完整个流程才能明正国法啊！现在一道手谕就让自己处死两个文官，骆养性知道一旦自己真的照旨意做了，迎接自己的定然是文官们滔天的怒意和如潮水般的弹劾，而届时，皇帝是绝不会为自己开脱的。
因此，骆养性果断的对传旨的太监说道：“请回禀皇上：两官如果有罪，应该公布罪状，以法惩处。现在半夜传密旨，要我下令杀人，臣不敢执行。”
听了回复，皇帝自己想想也是有些荒唐，不由庆幸骆养性没有执行旨意。此事也就搁置了下来。而朝臣们听说皇帝曾经下密旨秘密诛杀姜熊二人之后，震惊不已，天启年间厂卫横行动辄取人性命的恐怖又笼罩在心头，越发的要搭救姜熊二人。
就在这样一片熙熙攘攘的纷乱朝局中，前方传来了锦州被收复的军情，也终于等来了刘重元所想要的契机。
事实上，不等刘重元的军令到达，战场嗅觉很是敏锐的孙传庭就同样判断出，东虏不可能渡过小凌河与辽东军决战，也不会留下军队坚守锦州，在稍事休整之后，东虏定然会撤出锦州，就如同当年一样。
而黄台吉比刘重元和孙传庭想的更加急切，在督标营撤过小凌河的第二天一早，就有数千精骑掩护着伤员、炮队以及缴获的大量火炮，偷偷地朝着义州方向撤退，而主力在沿河施加压力，佯装准备渡河继续进攻。
接着是大量的步兵也依次撤退，到第三天晚上，最后留守的两万骑兵才趁夜撤出，向东追赶步兵向盖州方向行军，途中越过步兵，以先锋的姿态抵达盖州城北的耀州驿一带，也就是十数天前黄台吉的出发地。
而最后留守的三千蒙古轻骑则日夜沿河耀武扬威，佯装成主力尚在的样子，欺骗辽东军。直到直隶军抵达，督标营南撤，孙传庭腾出手脚，亲自上船抵近北岸查看敌情，才看出了端倪，断然下令辽东军渡河进攻，果然北岸的蒙古轻骑一触即溃，很快就直接弃了锦州城直接向北飞奔而去，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锦州城让辽东军轻松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