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朝就在这样一种荒唐、肃杀的气氛中过去，大臣们议论纷纷，为今日皇帝公然在大殿之上用刑于大臣赶到震惊莫名，也为大明的未来而感到担忧。心中叹息“这成何体统，国家三百年之元气今日丧尽矣”。
从殿内走出来，即便是主导这一切的刘重元也有些瞠目结舌，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居然如此行事。一旁的蒋德璟则只摇头，对于他这种传统的士大夫而言，尤其难以接受。两人相顾无言的各自返回衙门。
另一边厢，被抬到了锦衣卫镇抚司，断了几根手指的吴昌时醒了过来，看到了面色不善的骆养性，跟张溥一样，他跟骆养性也同样不和，时常鼓动周延儒发力将骆养性换掉。眼见落在了仇敌手中，已是面色苍白，满头冷汗的吴昌时，气息微弱的对骆养性说“请受刑！”
骆养性自幼耳濡目染，接触的就是各种酷刑及在酷刑下哀嚎求饶的官员，像吴昌时骨头这么硬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虽是仇敌也不禁暗自钦佩，不愿意再折磨他，道：“你刚受刑，待恢复恢复在审不迟。”
之后几日，吴昌时在昭狱内被严刑拷打，但始终不招认受贿和弄权两大罪，坚持说只有许耿施这一回，而且自己分文未动一直想要还回去的。无论是遭受怎样的酷刑，吴昌时咬死这一点，他知道只要他不承认，除了许耿施是一早就设计陷害的之外，其他行贿之人断不会告发他，那皇帝和朝廷即便是不喜欢，也无可奈何，而且他是朝廷命官，现在也毕竟不是天启年间，锦衣卫用刑也不敢太过，周延儒也能设法搭救与他。而若是他受不住刑而招供，那罪名就被定死了，可谓彻底判了死刑。
骆养性只好上报皇帝。与此同时吴昌时的妻子也不等抄家的上门，就将许耿施所送的三百两特殊银锭上缴。周延儒趁机为吴昌时求情，皇帝也不能强行定罪，于是命将吴昌时转送刑部议罪，若只是因为收受许耿施的三百两银子，顶多判个革职回乡而已，至少命是保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河南道掌道御史洪启遵上疏弹劾吴昌时舞弊弄权，贪污受贿，受脏高达巨万。在周延儒幕中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累累，万目共见。具体举出的罪证主要是：之前刑部侍郎朱大启因为刘宗周议罪一事为皇上所逐出，吴昌时居然大言不惭的说朱大启是得罪了他吴昌时才被赶出朝堂的。
还有，都察院御史汪希甲因罪被打入昭狱，据闻其家人向吴昌时送上纹银一千两，很快汪希甲就被放出，究竟是皇上皇恩浩荡还是被吴昌时走通了关系，也不得而知，但是吴昌时四处宣扬说是他搭救出狱。引得犯罪之人纷纷向吴昌时敬献财物以求赎人。
兵科给事中郝絅也跟着上书，弹劾吴昌时勾结内宦，多人曾经看到吴昌时进出司礼监掌印曹化淳在宫外的私宅，相谈甚欢。吴昌时也曾经多次向外人吹嘘：“外相周阁老是我师，內相曹公公是我父，天下何事不可为！”
两人的弹劾迅速引爆了朝廷，因为两份弹劾之中都涉及到周延儒本人，他为了避嫌只得将奏疏交给次辅刘重元票拟，刘重元于是在两份奏疏上票拟：“着刑部捉拿董廷献、汪希甲到案，着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织三堂会审，由上疏者洪启遵、郝絅两人与吴昌时当堂对质。”
拟票完毕，刘重元还将票拟呈给周延儒过目，说道：“首辅，御史言官惯于捕风捉影、搬弄是非，然则许耿施一案未了，这新的弹劾再起，学生以为恐怕空穴未必无风。于首辅你还有曹公公的清誉着想，为今之计最好是当堂对质，若两御史果有实证则以律论处，若不过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当狠狠的严惩两御史，以还朝廷安宁！”
内阁之中，诸位阁老面前，刘重元如此大义凛然的话，周延儒能说什么呢？只得咬碎牙齿往肚里吞，说道：“次辅的处置很是妥当，老夫并无异议，就此递交到御前吧！”
皇帝看到洪启遵和郝絅的弹劾，怒气更甚，再想到那日吴昌时倔强的硬顶自己，当时自己还真以为这家伙是无辜的，原来都是装出来的啊！好一个吴昌时，好啊！当即就想要下旨重新将吴昌时逮拿回昭狱审讯，可是一看旁边伺候的曹化淳，在想到弹疏之中说的吴昌时与内宦勾结，若是将吴昌时打入昭狱还真可能啥也问不出来。可是交给外廷审讯就能审出什么东西来吗？不禁表示怀疑，于是命令召来内阁和军机。
对于皇帝的疑虑，刘重元说道：“若是皇上允准，学生准备将三堂会审定在一月之后，令两位御史搜集证据，人证和物证；同时吴昌时自己也要准备自辩。届时双方于刑部大堂之上对质，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主持，若两御史却有铁证如山，则再将吴昌时交刑部议罪；若是两御史并无铁证，而只是道听途说，无法做实，则当将吴昌时无罪释放，仅以许耿施一案论罪。还要治两御史诬陷之罪，如此方能不枉不纵，体现我大明律法之公正。”
这话让皇帝大感兴趣。他不喜欢贪腐弄权的吴昌时，却也不喜欢整天聒噪的御史言官。如此两个都不喜欢的碰到一块儿一决雌雄，无论谁胜谁败总有一方要倒霉，倒是让皇帝颇有些看热闹的恶趣味。
接着，刘重元
又详细的栓释了自己对于官员弹劾的看法。过往大明官员被弹劾，并不需要真凭实据，御史言官乃至是普通官民，都可以风闻上书弹劾某人，例如听说某某官员贪污巨万，听说某某官员结党营私，等等等等。被弹劾之人或是上书自辩，或是干脆免冠谢罪，最后全部交由皇帝圣裁。皇帝觉得被弹劾之人尚有可用之处，就下旨挽留，或者直接处罚上书弹劾者；若是不喜欢被弹劾者，那么就顺水推舟的放该人离开，好一点儿是命其告老归乡，差一点儿就是直接命令交部议罪。
如此一来，御史言官们位卑权重，往往成为朝中大佬们的打手，或者被人收买上书弹劾。可谓严重的扰乱了朝中正常秩序。刘重元也算是这种制度和风气的受害者，之前屡屡被弹劾，一次次的将命运交到皇帝手中。因此，借着这次吴昌时一案，他也希望改变这种制度，治理这股歪风邪气，好好梳理一下监察体系。
之前刘重元和张溥的争论就在这里，张溥想要的做法就是发动连续弹劾，制造出浩大的声势，让皇帝觉得吴昌时就是一个贪财弄权的小人，自然也就将他打倒在地了。因此重点是要发动更多地御史言官上书弹劾。
而刘重元则认为，吴昌时乃是周延儒一党，打击吴昌时容易，可是很容易就会让皇帝觉得这是他刘重元结党与周延儒对抗。而一旦这件事情陷入了党争，那就脱离了掌控，无论自己这边怎么有理，吴昌时作恶如何证据确凿，皇帝都会觉得这只是自己这一边的攻讦。
因此，刘重元坚持引入相对公正的庭审辩论模式，将吴昌时的罪证大白于天下，让皇帝和朝廷上下都看出来吴昌时是个什么东西，要让他死的心服口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靠传统的那种竞相上书弹劾，我们可以发动人上书弹劾，周延儒一党也可以上书营救啊，最终就会陷入党争的漩涡而无可奈何。
张溥最终还是被说服，因此最终上书弹劾的御史也不是之前说的七人，而只有洪启遵和郝絅两人，弹章也是字斟句酌一遍遍梳理，确保都是有实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