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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能够掌握北洋海域的制海权。即使是最低谷的时期，也从未让东虏染指过，这是刘重元眼中大明的一大军事优势。虽然这项优势暂时也只有刘重元能够看得到，毕竟这是超越这个时代的眼光。
有时候刘重元会觉得很奇怪，大明上下那么多的精英怎么就看不出来制海权的价值呢？就像嘉靖年间，倭寇频频犯境，南至广东北至山东的万里海岸线，都成为倭寇侵袭的突破点，打的明军防不胜防，再加上东南上百年的和平岁月，让该地明军军备废弛严重缺乏战斗力，被倭寇一打就穿，最严重的时候53个倭寇居然狂飙数百里一路打到南京城下，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之后大明在胡宗宪、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等督抚将领的正确指挥下，逐渐剿平了沿海的倭寇，终于清绝了倭寇之患，但是也耗费了数十年之久，死伤十分的惨重。刘重元就一直很纳闷，即便是倭寇战斗力强，那也只是陆上战力，海上倭寇仍然是小船为主，明军为何不发展海军，在海上截击倭寇呢？
一方面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水上作战，从来都是大船吃小船，倭寇战力再怎么强横，面对战船上的绝对劣势，也是无能为力的。另外，以水师主动截击，也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倭寇，而不至于万里海防处处设防了。
搞不明白，当时大明上下都是怎么想的。回到现在，过往的明军并没有发挥出拥有制海权的优势，只是当水师来联络山东和东江镇，为其输送给养。东虏也没有认识到拥有制海权的重要性，崇祯六年孔有德和尚可喜相继投降东虏，也为东虏带去了大批的战船和水兵。
崇祯十年，东虏彻底降服朝鲜，又收降了朝鲜水师，同年，东虏利用朝鲜水师和孔有德、尚可喜的水师，登上了皮岛，消灭了东江镇最后的力量。
不过之后，东虏也没有继续维持水师力量，孔有德、尚可喜以及新投降的沈志祥所部，都被安置到辽东腹地，以火炮火枪兵主力用来轰击明军，水师战船都被弃之不用。本来虚弱不堪的登莱水师营继续占据北洋海面的制海权。
虽然刘重元分析，东虏有自己的考虑，八旗毕竟人丁稀少，合族上下男丁也不过六七万人，集中兵力于沈阳一带尚且能够与明辽东军争雄，要再分出兵力于海上，必然分兵则弱，说到底，东虏毕竟只是个小邦。
但是，换在刘重元的思路，东虏黄台吉显然是看不到制海权所带来的巨大战略机动性。早在崇祯六年，东虏就攻占了旅顺杀东江总兵黄龙。旅顺南控登莱，西指天津，向东则威胁皮岛，是为北洋海上的腹心所在。东虏若是以旅顺为基地大练海军，在天津登陆，可以直接威胁北京，而且不同于崇祯十一年绕道蒙古进攻京畿，从海上进军，东虏可以有安全的后勤补给线。那还需要死磕关宁锦防线啊！
即便是进攻京师有危险，从海上登陆山海关，一把掐住辽东军的咽喉，也是战略决胜的大战略。
亦或者海上进攻山东，与从蒙古绕路进入大明境内的远征军会师，总之，怎么打怎么有。可是长于陆上野战骑兵冲突的东虏，显然是认识不到海上的巨大价值的。
当然以上想法，刘重元都只是默默地藏在心里。现在既然东虏看不到制海权的重要性，看不到制海权的巨大战略价值，那就由刘重元来教他们吧，要以痛彻心肺的暴击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刘重元心里默默地思索这些，便没有在细问东江一带东虏军情，而只是关心水师营舰船状况，水兵士气、补给和装备情况。又命令海防道茅元仪督率民工即刻修复、扩建登州船厂，加紧打造军舰和渔船。
登州本不是大明传统的造船基地，山东开发较早、耕地重多，连带的森林也就稀少了，缺乏造船用的大批木材，目下大明的造船业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广东和福建两省。不过刘重元管不了那么多了，北洋现在急需战船，急需运输船，急需渔船，反正就是缺船，战船、运输船和渔船当下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海防道全称是山东按察使司巡察海道副使，属于大明道台的一种，主要执掌是督察海防，监督沿海文武官员，管理水陆官兵粮饷。从职权上来说，可以说得上的小号的巡抚，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设置登莱巡抚之前，驻在登州的海防道就是执掌登莱水陆军务的。
大明虽说与宋朝一样，同样是文官领兵，但是汲取宋朝的教训，也有一些改进。宋朝通常由朝廷直接派出朝中高级文官外出为一路帅臣，也不管这些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军务；而明朝不同，在外出担任督抚之前，通常有过担任兵备道的历练。
兵备道是大明在边疆及各省要冲地区设置的整饬兵备的按察司分道，通常由按察司的副使或佥事充任，主要负责分理辖区军务，监督地方军队，管理地方兵马、钱粮和屯田，维持地方治安等。相当于小一号的巡抚，可以指挥辖境内军队剿匪并维持治安。
在兵备道上干得好，表现出领军作战的能力，通常就会被提升为巡抚，负责一个作战地域，然后才能被提升为总督，负责一个战略方向。巡抚和兵备道通常都是总督的直接下属和得力干将。像杨嗣昌、袁崇焕以及卢象升等都曾经担任过兵备道。像刘重元这样没有担任过的反而在少数。
正是由于兵备道任职上的历练，所以大明的督抚相对来说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有的甚至还相当不错。
茅元仪闻令施施然出列领命。这位茅元仪茅大人成名甚早，天启元年，忧愤于辽东屡战屡败、东虏猖獗偌斯，年仅27岁的书生茅元仪刻苦钻研历代兵法理论，将多年搜集的战具、器械资料，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辑成《武备志》刻印出版，立即名动朝野，随后以知兵之名被任命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研究敌情、出谋划策、筹集粮饷，功劳颇多。至崇祯二年，随孙承宗起起伏伏于宦海，屡立战功升为副总兵，不过之后，因为得罪了权臣梁廷栋，再加上袁崇焕之罪，茅元仪也被解职遣戍漳浦。
刘重元钦慕其文武双全、智勇兼备，而且在辽东多年熟悉东虏内情，所以在任北洋总督后，就写信给杨嗣昌，替茅元仪求情，同时推荐他任职海防道。虽然由于时间关系，还没有与茅元仪深谈过，但是刘重元看的出来此人胸中自有沟壑。
登州左右卫均是来自豫西山区的团练武装，这里本就山多地少，地瘠民贫，又是陕北流寇东出中原的必经之地，屡遭流寇和官军的劫掠，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士绅豪族的领导下结寨自保，大都介于民和匪之间。
原本以为流寇大体被剿灭，能够过上安生日子，谁知道又碰上大旱灾，简直就是不让人活下去啊！因此，在了解到北洋总督有重新吸收卫所兵的政策之后，秉承着活下去的想法，豫西地区团练山寨武装纷纷请求划入团练，以求得官府的粮食补助。也是考虑到这一带穷山恶水出强军的情况，刘重元应允从豫西招收一个卫的兵力，而其中招收最多的就是毛兵。
所谓毛兵就是毛葫芦兵，出身豫西山区的山民勇猛彪悍，自元末就是强军的代表，之后大明四方边境有事，都会临时从豫西招募毛兵作战，屡立战功。因为出自山民，所以毛兵长于山地作战，而短语平原野战争雄，所以在西南剿灭奢安之乱中立下不少功劳，而在对抗蒙古和东虏的战事中难有建树。
考虑到辽南山地颇多，官军多有不适应，刘重元特意将这些征调来的豫西毛兵安置在登州，以为预备队，准备在第二阶段投入辽南战场。要让马儿跑当然要让马儿吃饱，在听闻两卫的两位指挥使田虎和任继荣说着两卫官兵的艰苦，两卫抵达登州没有多久，拨下的番薯种子才刚刚播种下去，几乎毫无收获，而兵备道衙门拨来的军粮仅够每兵每日七两粗粮，吃完立即躺地上都顶不住饿，别说还要种田，还要训练了。
对此，刘重元非常重视，立即责问兵备道，要求其至少要保证每兵每日有一斤半粮食下肚。两位指挥使立即感激涕零。
不同于其他明军，登州左右卫的各千户百户往往都是来自同一个山寨同一个团练，打断骨头连着筋，上至军官下至小兵，都是沾亲带故的。所以，其他明军军官喝兵血不管官兵死活，两位的军官们是做不到的，真要这样做是要被兄弟子侄亲戚们戳脊梁骨的，眼见兄弟们终于能够吃饱饭，田虎和任继荣怎么不欣喜若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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