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桦先是和高名衡商议开港事项，随后又与郑森密谈许久，本来朝中就有开港的风声传出来，现在没多久就在上层官僚间传播开来。
高名衡很久以前便在调查开港的事情，他也没有刻意保密什么，此番陛辞，他的那点主张也和自己的属下官员提过。现在无非就是基本公开了而已，倒也没有掀起什么轩然大波。
海贸是老郑家的禁脔，很多人不愿意沾上这个事，所以即使众人知道了这事，整个南京居然也表现的风平浪静，简直毫无波澜。
唯一激动的人就是沈廷扬！
这位京师陷落以前被朱由检派出南下督饷的老臣，现在担任着太仆寺卿兼掌户部钱法堂。说白了太仆寺卿就是个虚的，掌管户部钱法堂才是个实际的差事，约等于中央造币厂厂长，也算是实权官僚。
不过他的这个实权几乎为零！
因为朝廷没有铜咯，没有铜铸造个锤子的铜钱咯。所以别看是个侍郎一级的高官，被安置在钱法堂这位置上，真是一点儿公务都没有。
若是有玩古董钱币收藏的，应当知道，历史上的弘光通宝数量不多，且绝大多数都是永历朝在广西，贵州等地补铸的。正儿八经在南京城铸造的弘光通宝，虽然称不上凤毛麟角，绝世奇珍吧，但是谁要是有个一枚，买上一千两千的，还是轻易。
沈廷扬这个官，干了两年，统共就开过两次炉子，一次是鼓铸弘光通宝，一次是鼓铸隆武通报。做完了这一批新钱以后，就完全不再上值。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应该是大明第一等肥差的钱法侍郎，居然由沈廷扬来出任的原因。周延儒、高名衡等人的亲信都对这个官位没有任何兴趣。既不能掌权，也不能捞钱，甚至连正常的公务都没有，谁愿意来干这个官儿？
至于为什么没有铜，倒也不奇怪。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方便开采的大铜矿集中于云贵地区，其他像是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等地的铜矿，规模都远远逊于云南的铜矿。
之前是因为道路梗阻，运河河运断绝，中原流寇肆虐，南方的铜根本无法有效且及时的运往京师鼓铸。现在嘛就不用说了，云南已经不姓朱了，那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铜矿输送到南京来铸钱的事情了。
而且南京朝廷建立以来，几乎无日不战，每天都在战争中或者战争的边缘渡过，哪有心情去管铸造铜钱的事情。也就是因为周延儒在台上，还算是个能够正常办事的宰相，新君登基需要铸造一批新钱，用来赏赐群臣、外戚以及寺观，这才有了弘光通宝和隆武通宝。
就这点铜，还是征收民间旧铜器，以及南京官仓中旧年原有备用的那点子铜料都用上，才有的那几万贯新钱。
现在听到了朝廷可能要开海的风声，虽然不知道这个海怎么开，是单独开在哪里，还是全面开禁。但对于已经坐了两年冷板凳的沈廷扬而言，却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中国缺乏铜料，可是隔离有个邻居不缺铜料啊。
日本！
建国已经四十多年的德川幕府现在正是天下太平的时候，1637年的天草四郎之乱被平定以后，基督教徒在日本几乎湮灭，基督教则被完全镇压。闭关锁国的政策算是彻底施行，内部的幕藩体制也已经基本确立。
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只允许持有福建郑氏令旗的明国商船，持有图书的朝鲜东莱商船，以及保证绝不传教的荷兰商船这三类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贸易。
即使是这三类船只，也仅限于在九州的长崎和对马这两处贸易，日本的其他港口对任何外国船只都会驱离。
但规矩是死的，这人不是活的嘛。既然你朱三都要做老郑家的女婿了，和老郑家商量一下，让日本开一个小口子，每年向大明输送个一二百万斤铜，让大明有点铜铸钱行不行啊。
而且郑芝龙还娶了日本老婆，郑森还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呢，和日本德川幕府那边不是更好商量嘛。咱们开口日本方面未必答应，老郑家开口，不管答应不答应吧，起码也会考虑一下老郑家的意见。
沈廷扬这一提，朱由桦也发现了，好像老郑家往日本倾销各类手工业产品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直接收黄金和白银的。反正日本这时候像是石见银山、佐渡金山等富矿开采进入鼎盛阶段，据说这时候日本一年能出产二百吨以上的白银，以及十五吨以上的黄金。
如此丰富的金银矿藏，使得日本的购买力非常强，郑家一年上百船的往日本载运各种奢侈品，日本也照样消化的了。据说有些浙江的海商，跟在郑芝龙后面，也不往日本卖丝绸，而是卖染料，就得以豪富。
可能就这几十年一百年，算是对日贸易最美好的年代，基本上只要能拉到日本的东西，日本那边都要。甚至有人往日本拉老虎、豹子、孔雀这种活物，以及猩猩皮、西洋天鹅绒、玻璃杯盏等纯粹的奢侈品。
彼时的日本大把的撒币，撒的对日贸易的那些海商一个个赚的盆满钵满，爽的飞起。等到金山银山逐渐枯竭之后，对日贸易才算是逐渐回归平稳。
现在虽然日本也向中国出口红铜，可似乎
不成规模，而且日本方面也没有意识到大量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外流的弊端，对此几乎不闻不问。
咱们如果让郑韫陪嫁的几十条船，在江南拉上日本需要的各类货物，然后去日本换回中国稀缺的红铜，那岂不是一举两得。
去程赚一票，回程拉回来的大量红铜，还能再赚一票。而且朱由桦似乎不需要经过什么朝廷，什么大臣，只要自己动用老婆的嫁妆就行了。等每年的一二百万斤铜运回来，直接拿去铸钱，虽然不一定能挣钱吧，但以日本红铜价格的低廉，带回来就算是赚啊。
得和沈廷扬好好聊聊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