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听了刘重元的构想之后大为高兴，如此一来，不仅达成了他和杨嗣昌集中兵力与东虏决战的预想，也将兵权过于集中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不过刘重元也强调，将粮、饷、军法都分权出去，所选择负责之官员，也必须肩负起对应的责任。督粮巡抚必须保障大军粮草不缺，绝不能让官兵饿着肚子打仗，到了冬天还没有棉衣御寒；督饷巡抚必须保障大军饷银源源不断，作为当下大明最要紧最关键的战区，辽东军和北洋军正是拼命的时候，决不能让官兵因为饷银而分神。
军法执法同样如此，朝廷任命的军法官必须谨遵刘重元的指示，宽严相济，不断地调整执法的尺度和范围，决不能肆意妄为，别还没有开始打仗就逼反了大将和某军。
因此，刘重元请求皇帝和朝廷，即便是朝廷任命的督粮、督饷和军法官，都必须向刘重元报告和负责，若有不称职者，刘重元有权利以督师权利立即将其停职，然后再向朝廷上书弹劾，等候朝廷裁决，在此期间刘重元有权利任命其他官员代理职务，以免影响战事。
分权、制衡是一个成熟体制的常态，也是必须的，但是分权和制衡必须科学合理，同时权利的分配和使用必须明确。每个人的权利范围最好白纸黑字的先弄清楚才好。大明也有分权制衡，例如之前的督抚制度，总督、总兵和太监监军之间，就有着很清楚的分权制衡。
文官总督负责总体战略，武官总兵负责冲锋陷阵，而太监监军则负责向皇帝私下汇报。尤其是在文官和监军之间，权责常常很不明晰，往往随着文官、监军与皇帝之间的宠幸程度来划分权力的大小。例如之前的蓟州镇，监军邓希诏就跟太上总督一样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在北洋军，刘重元就可以压得监军太监杜勋只能躲在监军府内不敢出门。
刘重元统帅辽东和北洋近二十万大军，今日皇帝尚且能够排除万疑坚定信任，可是时日一长定然会有疑心，上下相疑之下定然会出昏招，例如派出别的监军使者之类的。与其有不可预知的风险，刘重元觉得不如一开始就打消皇帝和朝廷上下的疑心，同时分画好上下权责也避免临战之际扯皮耽误大局。
对这些要求，皇帝一概照准。接下来就是讨论几个官职品级的确定和人选问题，督粮巡抚和督饷巡抚，按照刘重元的提议应该以侍郎一级官员担任，高于过往的督粮道，户部虽然不情愿，但在皇帝、内阁以及刘重元一致同意之后只好应允。两名巡抚责任重大，事务繁杂，过手钱粮众多，要有极强的组织能力，最重要的是还需要在刘重元麾下效力，哪及安稳的呆在京师为堂官，或者到别的地方做个起居八座的巡抚不香吗？
大明到今日两百多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风气从开国时期的质朴奋发转变成市侩逐利，包括下层士员生员上至高官缙绅都深受感染，追求财富追求享乐，甚至是寡廉鲜耻毫无底线。天启年间，魏忠贤之所以能掀起如此大祸，除了天启皇帝的背后支持之外，大批文官为了权利主动去捧魏忠贤的臭脚也是主要原因。
大部分官员苟且因循，只知徇私枉法、贪赃舞弊，为公家出力是推三阻四生恐行差踏错，为自己谋利那是拼命争抢唯恐抢不到。皇帝之所以不待见文官又重新重用太监也有部分这方面的原因，可惜直到皇五子一案他才看明白，文官不可用时太监照样不可用，甚至更不可用。
想要挑选出几名既有能力、又有操守、又能让皇帝和朝廷放心的官员还真不容易。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终还是选定蒋德璟为督粮巡抚，选定倪元璐为督饷巡抚，此二人为朝野上下所公认的廉洁能干的忠正大臣。
蒋德璟是老搭档了，从刘重元担任五省剿贼总理之时就协助办理粮饷，成绩斐然，极大地减轻了刘重元的工作，因此皇帝问起刘重元可有推荐之时，他第一个就是推荐蒋德璟，皇帝当即应允颇为认同。
倪元璐为天启二年进士，与黄道周是为同年，以庶吉士授编修，一直升到国子监祭酒，屡屡进谏规劝朝政，为时任首辅温体仁所嫉，遂编造莫须有罪名赶回家。刘重元与其相交莫逆，深知其爱国忧民之个性，因此当一时无人原为之时就向皇帝举荐倪元璐，并陈说其冤。想起曾经长期在身边的那位谏诤之臣，立即高兴的应允下来。
至于军法官人选，杨嗣昌推荐了淮阳兵备道袁继咸，袁继咸乃是天启五年进士，从崇祯七年起一直在山西、陕西和湖广地方任职，所到之处廉洁奉公、秉公执法深受百姓爱戴，按他的资历、能力和德行，早就应该做到督抚一级了，可是去年因为得罪宦官杨显明而被贬官为淮阳兵备道，杨嗣昌知道袁继咸懂军事，原本想要推荐他到边镇任巡抚，正好刘重元这里需要军法官，一时想起立即推荐上来。见是首辅推荐，皇帝立即答应下来。
至于参谋司，皇帝也答应了刘重元的请求，杨嗣昌则推荐现任职方司员外郎陈子壮，出任这个督师麾下的参谋司赞画，按照刘重元的举荐，一连抽调了万元吉、路振飞、张溥、左懋第、堵胤锡、揭重熙六名官员，或推荐为赞画军事，或为机宜文字，充实督师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