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元当然不是故作大言，只有那些需要大言增加关注度增强说服力的小人物才需要故作大言，到了刘重元这个级别，即便是什么也不说，一个眼神都会让人不容忽视。刘重元是真的对张溥很是失望。
张溥出身官宦门第，但因是婢妾所生，小时候受到家族子弟的欺侮，但是他没有因出身不好而自甘堕落，而是发奋读书，勤奋好学，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焚去，如此反复七遍，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这样一番下来自然是滚瓜烂熟，再加上他本来就天资聪颖号为神童，所以很早就名动天下。
天启二年，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称为应社，之后改为复社，人员遍及全国，最高时达到三千人；天启六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名动天下，被士绅百姓视为对抗阉党的少年英雄。
正常的话，崇祯四年成进士的张溥，经过十年的宦海生涯，以其聪明才智、组织能力和巨大声望，足以成为朝廷重臣，或为一部尚书侍郎，或为封疆大吏，为国事日衰的大明贡献一份心力，为嗷嗷待哺的百姓做些实事。可偏偏，张溥像历史上那些绝顶聪明的人一样，傲世天下，自觉可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朝中大佬。
他觉得，以他的名望、能力和才华，何须像其他人那样按部就班地出仕熬资历升官，他的座师当时已经是内阁首辅，只要帮助座师、辅助座师、控制座师，自然就能够达到左右朝政的目的。煊赫一时的声望和一呼而千百应的虚荣让他迷失在权利的漩涡之中，于是随着崇祯六年周延儒败给温体仁解职回乡，张溥也被赶出朝廷回乡，到今日仍然一事无成。而相比之下早他一科的刘重元已经是督师北洋、辽东，是为朝廷的第一帅臣；当年一同创立复社的陈子龙、顾炎武、瞿式耜都已崭露头角，文震孟甚至因为刚强直谏而为天下为皇帝所重。相比之下，作为复社领袖的张溥反而逐渐默默无闻泯然众人。
原以为被打击之后蛰伏江南能够有所醒悟，能够脚踏实地的做一番事情，为国家为朝廷，没想到再次出现，居然是联络太监以阴谋推动周延儒这个奸吝小人无能之辈复职？给杨嗣昌和自己找麻烦，这如何不让刘重元感到深深的失望。
“崇祯二年当是时，朝中号称群贤毕至，首辅韩爌、次辅李标，其他阁臣成基命、钱龙锡，全都是东林一党，六部尚书也大部分都是东林党，然则那有如何？”刘重元朗朗回忆道：“东虏兵临城下，袁崇焕蒙冤被逮拿，这么多的东林党除了成基命成阁老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之外，没有一人在皇帝的盛怒之下敢劝一句，随即局势崩坏，钱龙锡被治罪差点儿被杀，韩爌、李标和成基命相继去职，周延儒、温体仁辈把持朝政，军政大略全无章法，施政用人但以贿行，大明才糜烂成当今这个样子。只是杨阁老秉政这三年来，流寇被大体肃清，东虏也被遏制，局势在一日好过一日。在这样的局势下，你不思为国为民尽一份心力，却推动周延儒复职来掣肘杨阁老，你究竟是何肺腑？”
刘重元的逼问张溥自然是无言以对。只要有眼睛都能看出崇祯十年是一道分界线，之前大明向下快要步入深渊，流寇肆虐中原，甚至攻破中都焚烧皇陵；东虏三次入寇直薄京师，而明军左支右拙无计可施，只能躺平任虐。而崇祯十年杨嗣昌主导大明军事战略之后，先是抽调精锐边军入关剿匪，剿抚并用之下流寇基本被肃清，然后屡屡大败东虏，收复金州开辟对东虏的第二战场，三边进逼战略已见雏形，消灭东虏收复辽东看到曙光。这些张溥当然都看得见，也没法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一介翰林凭什么操控堂堂次辅为你所用？就凭你使力助其回朝就要事事听令于你？”张溥仍然是无言以对，他当然不能说他手里有周延儒在江南作恶的把柄，足以要挟。但是现在想想这把柄能换一两次东西可以，还真能一直揉捏住周延儒吗？
“即便周延儒事事听令于你，崇祯二年群贤毕至尚且不能劝谏皇帝，不能阻挡国事日衰；今日敌视东林的周延儒为次辅，天如你如何能有信心让他召入东林充溢朝堂，能够匡扶皇帝振兴大明呢？你自觉一人顶的上那么多的前辈？”
这些张溥都无法回答，路是他自己选的，既然走到这里就已经无法回头。即便他认可当今内阁，但是他也无法舍弃之前的经营从头开始。
怒其不争，让刘重元越说越是激动，干脆摇晃着张溥的肩膀喝问道：“天如，犹记得天启六年的那个少年，于五人墓碑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写下《五人墓碑记》。你还记得当年的志向，还记得当初的理想吗？当年那个满怀一腔热血、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张天如哪里去了？”
“是啊，当年我是为什么要读书的？为什么要科举应试的？”张溥有些迷茫的反思，是了，当年也是为了匡扶社稷拯救大明啊！所以才会激于义愤，不顾魏忠贤的淫威，毅然决然的振臂一呼，为周顺昌等五人请命。可是这些年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啊？
可是一瞬间的激荡并不能动摇张溥的决心，在迷茫、悔恨和挣扎纠缠了一番之后，最终强烈的不甘让张溥重新清醒过来。他是张溥，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