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增就要有减，这一部分的军费增加了，那么哪里减少呢？划拨给各王府宗室的俸禄是不是可以稍缓或者打折，之前这一部分是地方上直接划拨给各王府宗室的，户部也没有办法干预，统收统支之后，将这一部分的优先度调后不是很简单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时时想起他年轻时生活无着，沿路乞讨之惨状，于是大封诸子为诸侯王，重加赏赐，制定了很高的俸禄标准，保证他子孙们生活待遇，永世不再受穷。
他特意规定亲王禄米每年五万石（后减为一万石），亲王的儿子封郡王每年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600石，奉国将军 500石 ，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及驸马2000石，郡主以下逐级递减。到了万历末年，大明宗室人数已达二十万人，成为国家庞大的特权阶层和寄生阶层。
宗室不能当官，不能经商，也不能务农，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只剩下两件事，一件事是享受，另一件事就是生孩子，因为太祖皇帝规定，亲王所生诸子，除嫡长子继承亲王爵位之外，其他儿子不分嫡庶全都封郡王，郡王所生诸子除嫡长子继承郡王爵位之外，其他儿子不分嫡庶全都封镇国将军，如此一代代的沿袭下来，只有指数级的增长，几乎没有任何减法，于是大明的宗室人数就呈爆炸性的增长。
大明弘治五年，陕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上奏，山西庆成郡王朱钟镒，创造了一项生育纪录，他已经拥有儿女94名。他的众多儿子也继承了父亲的生育能力，将"生育"竞赛提升到新的高度，子女高达到163人。到了第三代，庆成王府第三代子孙已经达到510人，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整个庆王府的宗室直系人口就超过1000号人。每年需要山西拨给禄米高达十数万石，财政压力极大。为了防止再出现庆成郡王朱钟镒这样的超生模范，让朝廷财政无法支撑，朝廷特意出台政策，规定郡王除正妃之外的滕妾不得超过四个，各级将军不得超过三个，中尉不得超过两个，以此限制宗室繁衍。
但是又没什么用，管天管地还能管人生儿子不成。大明的宗室一代代的繁衍下来，已经是惊人的数量，万历初年统计的宗室数量已经超过十数万人，到崇祯年间估计已经超过二十万人。宗室本有大量的田地，亲王郡王过着奢靡的生活，四处侵占良田横行不法，还要朝廷每年拨付禄米。以河南为例，河南一省就要承担七个亲王，上百个郡王和不计其数的宗室子孙的俸禄发放。这些还是正常的财政支出，还没有算上对这些宗室的不少临时性或特殊的补贴和支付，如婚丧之事、建造宫殿府第、修筑陵墓、为宗室服务的仪仗卫队官员俸禄及额外的赏赐等。
河南以前每年收取的赋税留存的部分只有八十四万石，而需要拨付给宗室的禄米就超过一百九十二万石，即便是河南没有大旱也没有流寇祸乱，也不足以供应全省宗室。
所以，从嘉靖年间开始，各地方州府就大规模的拖欠宗室的禄米，当然不是故意拖欠，而是实在付不起了，亲王郡王的不能拖欠，只能拖欠底下的将军、中尉等底层宗室，也因此，大批的底层宗室陷入饥馑，甚至饿死的也不是个例。
刘重元的想法是，宗室制度肯定是要改革的，至于短期来说，至少可以先将地方上拨付给宗室的禄米先收归到朝廷，由户部统一拨付，当然不能像过往一样，而是要量入为出，根据财政状况优先度靠后的拨付，既然已经拖欠了，为什么不拖欠的更多一点呢？
宗室说起来地位崇高，但其实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对朝政几无影响力，之前刘重元担任北洋总督时强征鲁王、德王等亲王的钱粮以充军饷，几个王爷虽然很是愤慨，但唯一的对抗手段也就是向皇帝申诉，而刘重元则获得了朝中几乎所有文官的支持，自然申诉是毫无用处的。因此，若是从宗室禄米之中挤出来一部分钱粮，还是可以期待的。
除了宗室之外，南北两京的京营诸军也可以想想办法挤出来一些钱粮。大明的京营，洪武初年设立，成祖时已经成为明军主力，极盛时多达八十万，是当时的精锐之师。成祖五征漠北都以京营为主力部队。英宗正统年间以后，京营急速衰落，到嘉靖年间，无论人数、战斗力都衰败至极，朝廷的主力军已经转化为九边军队。
此时的京营分为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总数约十多万人。腐败严重，冒名顶替、吃空饷，将领霸占军士常年给他们干私活等腐败现象天下皆知，占役就是士兵为诸将服劳役，一个小营中这样的士兵能达到四五百人，并且还有卖闲、包操等弊端。虚冒就是将官及勋戚、宦官、豪强以自己家的仆人冒充军队中的壮丁，每个月支取一份厚饷。
十多万京营官兵人数不少，听来蔚为壮观，但真正汇集起来能上阵杀敌的有没有一万都不一定，相当部分是京师游民、小贩及京营将领世家子弟，吃喝玩乐样样精通，临阵杀敌万万不成。
可即便打不了仗，京师京营账册之上十多万人每年仍然需要一百六十六万石军粮和百多万两银子的饷银，当然其中大部分都被统领京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