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京营，这都是耗大钱又无用的大头，是一直绵延在刘重元心里一定要改革的重要两点，如果这两项能够改革成功，将能够节省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两的银子，这么多的钱粮能够做多少大事。
其他诸如盐政，大明在册统计的人口是六千万，但实际人口估计是过亿的，然而每年的盐税收入不过区区不到两百万两，在大肆增加赋税的崇祯年间最高也不过两百五十万两。对比之下，宋朝人口同样也是6000万，但是平均年份的盐税收入超过了一千万贯，相当于一千万两白银。
而且北宋一斤盐50文，明朝一斤盐0.3——0.4两白银，折合300文钱，零售价明朝比北宋高出6倍。很显然的大明的盐税流失超过上千万两银子。流失到哪儿去了？小部分盐商得到，大头则让勋戚、以及各级官员雁过拔毛。
大明最初实行的是开中法，也就是商人采购一定的粮食运输到边镇供给边军，取得盐引，以盐引到官方垄断的产盐地采购食盐，运送到各地售卖，赚取利润。这原本也算是一个很好地战略，盐商为了买盐，只得到边镇去屯田种粮食供给边军，换取盐引，如此边军的军粮得到保证，原本荒芜的九边也变得日益繁华。
可是随着承平日久，皇室带头破坏盐法，盐商需要辛辛苦苦的种粮食取得盐引，可是皇室赐给儿子们、太监们的盐引数以千计，而且毫无节制，赐得多了没有那么多盐供应怎么办？那就只有排队了，谁先拿谁后拿？全都是盐政官员一句话的事儿，于是也就带来了巨大的腐败。
之后，盐商嫌朝边关送粮食太麻烦，而朝廷觉得开中法收益太低，于是弘治五年，时任户部尚书叶琪上书修改盐法，将开中法的纳粮中盐改为纳银运司，也就是说盐商直接在盐司所在的两淮等地交银子就可以拿到盐引。看起来朝廷的盐税收入大增，但其实由于不用在向边关运送粮食，边关粮价大涨，边军时常陷入缺粮的境地，边关荒芜，间接造成了今日大明边军的虚弱。更何况，盐税的增长大头也不是归了朝廷。
如果说能够消除贪腐整顿盐政，将盐税提高到正常水平的一千万两银子，那么大明的财政状况将会宽裕很多了，而这也是刘重元一直想做而没办法做的。
还有大明的土地兼并问题。虽然从某个角度，刘重元也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麻城及周边也有大片的土地投献在刘家下，每年为刘家贡献上万两银子的收入。但是刘重元深深的明白，即便是解决了流寇，解决了辽东的东虏，单单是一个土地兼并的问题就足以让大明重新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要想挽救大明，不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老百姓如同历史上那样，遭受数百万上千万的屠杀，剩下的人及其子子孙孙拖着猪尾巴一样的鞭子像奴隶一样过了两百多年，刘重元就必须一一解决这些问题，重新将大明导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制度。
多年前在兵部做郎中之时，深入的看到了大明朝廷的运作，看到了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贪腐无度、敷衍塞责，看到了底层老百姓的水深火热，也曾经一度觉得大明已经是烂透了，已经无可救药了，想要挽狂澜于既倒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另起炉灶。
可是另起炉灶又谈何容易，刘重元详加筹划仔细思量，要想确保自己的思想得到实施，那么就只能自己造反夺下这江山，可是造反又谈何容易，以为李自成后来成功自己就能成功，太天真太幼稚了，李自成即便是落魄鱼腹山中还有十八兄弟誓死相随，自己呢？有跟着自己造反的铁杆吗？
而且自己作为大明臣子，年纪轻轻已经是郎中高官，按照士大夫阶层普遍的认知那是皇恩浩荡，又怎么能做司马懿造反呢？真要是做出来恐怕是千夫所指众叛亲离的下场。更何况，造反是什么？造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杀戮，毫无底线的阴谋诡计，放下一切道德准则、放弃一切亲情、友情的铁石心肠，刘重元自问自己真的做得到吗？
刘重元那几年想得很多想得也很细，但是终究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职方司当时的官吏们，看到刘重元在哪里凝神苦思还以为他在为明军的改革思虑重大谋划，浑没有想到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之才居然想的是怎么造反？
而等到杨嗣昌成为兵部尚书，提请刘重元为兵部侍郎之后，刘重元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造反的念头，毕竟以三十岁出头的年纪成为侍郎是前所未有的皇恩浩荡，还狼心狗肺的去造反，那真是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了。
之后从剿贼总理到北洋总督，再到内阁次辅，刘重元的才能得到完美的施展，大明的内外情形越来越好，刘重元也有了更多地信心。
成功的保荐蒋德璟当上户部尚书，同时也将会进入军机处，刘重元就有了信心去一项项的施行对大明财政的改革，而无论什么改革最重要的首先得是集权，只有将权利集中在自己手上，才能有施展的空间，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各个州府都按照惯例和流程将赋税直接拨付出去，送到京师户部的只有很少的一点钱粮，那刘重元和蒋德憬哪还有什么辗转腾挪的空间呢！
因此，刘重元就向皇帝进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