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忍住卿卿我我的冲动，刘重元吩咐丫鬟送王氏回房休息，而自己则重新坐下，接过丫鬟递过来的毛巾擦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饱饱的喝上一口凉茶，让凉气从咽喉凉到胃里，这才让刘全引接下来的官员一一进来，一直忙乎到夜里很晚。一夜缱绻不提。
第二日一早上朝，等了半天太监却来传旨说皇上圣体违和今日免朝，大臣们顿时一阵叹气，天未亮就起赶来上朝，确是白跑一趟，于是纷纷作鸟兽散，各自归回各自衙门。刘重元、蒋德璟、徐允祯、陈演和刘遵宪一起返回军机处商议军机，不过昨晚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军情到来，辽东依然还处于大战之前的宁静，而河南方向，李自成闯贼仍然蛰伏在伏牛山和桐柏山广大区域，新任三边总督赵光抃还没有到任，按照最新的塘报还在湖南境内，好在新任的陕西总兵官到达潼关后，积极整顿兵务，认真操练，并动员陕西境内的兵丁向潼关集中，陕军军心复振，闯贼西进关中的威胁基本消除。
刘重元接连筹划重建陕甘秦军，最主要的是要搭建秦军的组织架构，从古至今，做事首要在于择人，除了三边总督一职之外，文官包括陕西巡抚，武将还包括宁夏总兵、延绥总兵和固原总兵。兵部秉承刘重元的指示，精心挑选战功卓著的将领十数位，综合考评他们的能力和功绩，从中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让内外人等尤其是陕甘军中人人服膺。
然后是要给予充足的钱粮支持。西北苦寒，锤炼出大明最坚韧的兵员队伍，西北人家也以当兵吃粮作为最好的人生出路，因此只要钱粮管够，西北要多少兵马就有多少兵马。而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军队，即便是东虏再精锐，也有被耗死的一天。
所以在初步完成了对东虏、闯贼的战略布局之后，刘重元的工作中心就转到了钱粮二字上。粮食方面，刘重元请示皇帝，然后以兵部的名义，要求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和河北等省份，积极的在军屯中推广番薯和高粱等作物。经过金州和山东的试验和推广，番薯和高粱已经获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可，亩产量高、耐寒耐旱，正是对抗北方天灾频仍的最好利器。朝野还在商议各省的推广，还在纠缠番薯和高粱来自域外，大规模种植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
而遍布北方各处的卫所，则是兵部的直管范围，刘重元直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调派种子，给各省的卫所下达了屯田种植番薯和高粱的指标，并且时时派出清军御史（负责清点军队人数，防止军官谎报空缺。）清查各地的卫所兵丁、屯田的缺额，限令克期整改。虽然不一定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但是只要能够完成指标的五成，明年辽东军、北洋军、宣大军、陕甘秦军以及直隶军等主要军事力量的军粮都不用愁了，不需要朝廷另外在花钱从江南采购粮食北运到前方。
钱的方面，最紧要的工作就是支持蒋德璟展开财政改革，首先就是将财权统一到户部。在中央朝廷，首先提请皇帝，将太仆寺的常盈库、工部的节慎库，以及光禄寺、礼部等衙门的库全部收归户部管理，以统一事权、统一调配。虽然引起了各衙门的不满，但是由于有刘重元的支持，最大的户部外财政部门太仆寺常盈库划入户部，其他各部门也只能暂时捏着鼻子认了。
之前说过，大明立国之初，奉行分权，财政并不完全掌握在户部手中。首先兵民分离，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划归卫所屯田，所收不入户部，也不归户部支配，完全用作军事开销。然后兵部、工部、礼部等中央部门都在地方上有自己独立的财源，完全不用经过户部。例如兵部掌管太仆寺，掌管着十数万顷的土地，原本是用来放牧养马之用，随着人丁孳生，这些牧场逐渐的被用来出租种粮食，每年能够收到几十万两乃至上百万两银子，而每年的花销只是拿出少许去蒙古买马，日积月累之下到嘉靖末年隆庆初年，太仆寺常盈库累积了上千万两银子，远比户部富余。其他工部、礼部、刑部、光禄寺等部门，以及宫里的内廷，都有各自独立的财源和财政体系，完全独立于户部之外，虽说没有太仆寺这样收入丰厚，但也都相当的可观。
大明初期，财政收入以实物为主，征收的主要是粮食，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改革，折物为银，但其实仍然还是要收粮食的，毕竟边军、京营乃至朝廷文武百官都需要领粮食。大约每年征收粮食都在两千万石以上，平常年份每石粮食价值一两银子，这两年北方饥荒每石粮食都涨到了一两半银子，也就是说就仅仅是征收的粮食一项，就价值三千万两银子。
而到户部手上，折银的部分每年只有四五百万两银子，户部所能支配的也就是这些银子。而仅仅是辽东军的军费都需要四五百万两。所以有人说，辽东军耗尽了大明的赋税，这话也没错，但也错了，辽东军耗尽的是大明折银的财政，只是整个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一小部分，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是大明的流动资金。
之前大明的财政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家大业大，收入虽多但是固定开支也多，而且这些固定开支没有收到中央就直接花出去了，所以造成中央财政流动资金不足。从万历到泰昌到天启再到当今皇帝，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思
路，很直线思维，就是扩充流动资金部分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征收辽饷，继而剿饷，最后又有练饷，以致搞得民穷财尽、民怨沸腾。
而刘重元和蒋德憬当下的解决思路是，将之前的固定开支转化成流动资金，然后统筹安排流动资金，先捡紧要的用。比如说中央层面，太仆寺花钱唯一的开支就是跟蒙古买马，现在蒙古完全听东虏的，有钱也买不到马，何必浪费在库房里烂掉呢？工部主要负责大工程例如皇陵、宫殿等的修建以及兵器装备的制造等，现在军情如火，非不得已的大工是不是可以停一停，或者缩减规模呢？兵器装备的制造直接下单给莱芜兵工厂以及广东、福建等地的铁坊，又便宜质量又好，不比浪费在工部直辖的兵工厂来的香吗？
把这些钱，首先用来保证辽东军、北洋军等核心军队的军饷开支以及维持扩充上，以保障大明的核心战力完整，甚至是不断增强，这才是大明理财的最重要原则。然后再依次保证其他军队的军饷开支，保证朝廷官员的薪俸，保证河南、陕西等灾荒严重地区的赈灾，最后才是文化、礼仪等方面的开支嘛。
这是中央层面，地方层面同样要进行改革，同样也是财权上收。大明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为避免浪费，设定了一套很复杂的财政开支体系。每个府州县可能需要同时向户部、兵部、工部、吏部等中央衙门缴纳赋税，也可能按照朝廷命令向其他某个地方运送钱粮或者其他物资。
比如山西泽州下辖的某个县，可能需要向州里上缴赋税，也可能直接向省里上缴银钱，向户部缴纳蚕丝生绢，向北面的大同边军运送军粮，也可能直接向邻近的卫辉府的璐王府转运年例禄米。按照正常的程序这个县的赋税应该直接上缴给州里，州里在转运给省里，省里在上缴给朝廷，朝廷拨出禄米给璐王。但是当初朝廷就觉得，直接转运给璐王府不好吗，何必来回转运劳民伤财呢！
可是朝廷就没有想过，各府州县在各自的层面，已经将赋税大部分拨付出去了，真正上缴到朝廷的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是朝廷还是省一级的布政司衙门还是府一级的知府衙门，都没有了调整的空间。收入是死的甚至是不断减少，开支是死的，谁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任何一点小小的改变都是改变祖制，需要请旨皇帝才能施行。而偏偏无论是收入还是开支都时时刻刻都有自身的变化。
例如，还是这个县，比如今年发生大灾荒，无力向大同边军输送军粮，那么大同边军就会有可能陷入挨饿的境地，因为在户部层面，户部解释说已经安排了某县向大同边军输送军粮啊！在山西省层面，也没有权利和义务去解决这个县的输送军粮问题！唯一的责任人就是这个县的县令，可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他一个小小的县令有什么办法？
偏偏，有可能大同边军的军粮来自周边数十个县一级的单位，每个县在征收到粮食之后，都要自行组织民壮，将粮食运送到军镇，其中任何一个县任何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边军的断粮。
而刘重元和蒋德憬的财政改革，就是要取得财政调度权，在地方层面，就是要取消府州县这些基层单位的财政拨付职能，各县只管按照定额征收赋税，受到赋税按照一定比例存留作为公务经费之后，全部起运到州府，再由州府按照省里巡抚衙门的要求，或是起运到省里，或是就近拨付给相关单位。
省一级单位，在满足了朝廷户部的钱粮起运指标之后，可以一定的自由度裁量剩余存留钱粮的使用。比如边防、剿匪任务比较重的省份，可以用来招兵买马加强省内军事力量；相对还有些富余的可用来加强水利建设，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或者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以提高赋税额度，等等。总之就是要改变之前一成不变、死板的财政开支体系，首先让户部有更大的裁量权，以筹集更多的军饷钱粮；然后是扩大总督、巡抚的经济裁量权，以便事权集中，更好地集中力量剿匪、赈灾等等。
这些天里，刘重元一直和蒋德憬反复商讨的就是这个事儿。出于稳妥起见，刘重元没有同意全面铺开的想法，而是建议蒋德憬先在某个省做试点。地方上不同于中央，在中央朝廷只要皇上圣旨一下，蒋德憬强势的接受，各部即便是不情愿也没办法。而到了地方上，天高皇帝远政令不通，而且从省到府州县，各级财政乱成一团乱麻，要重新梳理清楚，非得有能吏坐镇，花时间花精力一点点的矫正才行。骤然的全部铺开，很有可能造成一片大乱，届时影响了财政收入，影响了对抗东虏或者流寇，那可就全盘皆输了。
考虑到要便于户部时时调研和纠正，最好是在京师周边的省份，而直隶边防任务很重，洪承畴又不是太配合，因此刘重元和蒋德憬都将目光投向了山西。两人联名奏请皇帝，调任礼部侍郎倪元璐为山西巡抚，一来支持卢象升在河套的作战，另外就是要试行税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