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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啊?”慢慢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的蒋德璟立即反问道：“在水陆要冲及货物集散地设立关卡谓之钞关，我大明自洪武年间就已有之。全天下有八座，大运河之上有七，从北向南依次是：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关、北新关(杭州)，其中收税最多的临清钞关，历史上收取最高的一年是万历二十年，也不过只有八万两，崇祯以来天灾频仍，百业凋敝，去年八大钞关收取的赋税不过五十多万两银子，何以谷城一个小小的税卡就能收到九万两？”
这个蒋德璟说的没错，大明不是没有商税，从洪武年间开始，就设立钞关收取行商税。天启以来，战事频仍国家财政困难，除了增收田亩税的辽饷和剿饷之外，八大钞关也极大地的增加了征收额度，八大钞关征税额从万历年间的二十多万两到天启年间增加到三十多万两，崇祯年之后更是年年大增，去年达到五十七万两。
这样算下来，平均一关也不过七万两，就算是再建十座钞关，也不过七十万两，仍然不够大军所需啊！
“呵呵，中葆兄有所不知了，若是朝廷在谷城设置钞关，一年顶多能收个千把两银子，可是张献忠来收就能收万把两。这其中的差别何在？张献忠的钞关可不会管是谁的船，凡过往船只一律交钱。”
“你是说？排除漕船、贡船、马快船、官船等夹带商货，能够提高税负十倍？”蒋德璟瞠目结舌。
明代或者说整个古代税收水平很差，并没有什么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之说，最主要的税收手段是田亩税、人口税和杂税三种，几乎都是基于农业来征收的。
这其中杂税就包括盐税和商税，而在大明，收取商税最主要的是基于南北两京之间的大运河，八座钞关有七座都是在大运河沿岸，这就是明朝版的京沪高铁，沿途就是大运河经济带，大明最富庶的城市如扬州、清江浦、济宁、临清、河西务等都在大运河沿岸。
大运河上数以万计的漕船将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往北方供应京师和九边，同时南来北往的商船沟通南北通商天下。按道理商船经过钞关就需要交税，一般来说是按照行船大小来收的，载重量一百料的商船收取五两左右的银子。
除了商船需要收税之外，漕船、官船还有运送贡品的贡船都是不需要收税的，而且运河狭窄，还需要过船闸，漕船、商船和贡船都有优先通过权，而商船则需要排队，往往需要等待好多天。因此，很多商户就动了歪脑筋，会给漕船、官船和贡船一些钱，让其帮忙运货，如此即不用排队还省了赋税，而漕船、官船和贡船赚取了一笔，可谓两便，唯一不便的就是国家少了一些税收。
如果只是顺带带些货也就罢了，就像后世出国旅游顺便搞搞代购，只要不是太过分国家也会管，毕竟没法去严格界定是自用还是代购。可是在大明，这些挖国家墙角的行为越来越过分。有的贡品一艘船就能装运，非用十条船，多出来的空间就用来装货；有官员进京出京，定然要随船带货，这已是明规则了；没船那更简单了，商船欢迎官老爷来坐，不仅免船费还好吃好喝伺候着，走了还要送上一点儿盘缠，商人傻吗？当然不是，坐了位官老爷不就是官船了，沿途的税都免了，好家伙，这得亏运河只能通行最大几百料的船，这要是能够通行上万箱的集装箱船，那得省上多少税银啊！
发展到现在，没有官老爷随船都不要紧了，只要买到一张官老爷的水牌，就能畅通运河南北无需交税。长此以往，商户也都不是傻子啊，纷纷各自投靠有权有势者，大小官员、太监、王爷，搭上关系买张水牌挂在船上，说是某某官员家的船，哪座钞关还敢去查验不成，于是乎，交税的商船越来越少，从洪武到崇祯两百多年，大明不知繁盛了多少倍，往来运河之上的商船增长了百倍，可是钞关收的税却只是缓缓的增长，两百多年间只增长了四五倍，怎么可能呢？
明白了这些道理，蒋德璟顿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即赶赴运河设置税关，一年收个上百万两银子，以解朝廷和皇帝的燃眉之急。
刘重元当即和他商量，运河上已经有了七座钞关，而且漕运关乎国家大计，四方瞩目，在设立新的钞关恐为不妥。他的初步想法是在长江上的苏州、南京、武昌、重庆，汉水上的襄阳，黄河上的开封，这六处设置钞关，每处钞关派驻一位督粮饷道负责税收，一位督粮御史负责督查，蒋德璟的督粮巡抚衙门也要不时派出御史巡查并不是清查账目，以防钞关官员营私舞弊贪墨公帑。
另外，在汉口镇、朱仙镇、景德镇和佛山镇这四大商贸繁盛的地方，准备各设立一座税务局，针对市场商户门面以及交易额的大小，分别加收税。
这六座新钞关和四座税务局所收的税，是按照皇帝和朝廷甚至批复允许五省剿贼总理衙门加收的，将会专款专用来养军，这一点，督粮饷总理要将圣旨内容以及总理衙门的正式公文张榜公布，时时解释，以解商民之惑。
武昌、汉口镇、开封、朱仙镇和襄阳五地的钞关和税务局，刘重元在襄阳初上任就已经联络河南巡抚常道立和湖广巡抚方孔炤，这两位巡抚虽然不情愿，但是一来他们也没有钱粮供应刘重元的大军，二来刘重元已经取得了皇帝和朝廷的认可，他们反对也没用，因此也就捏着鼻子认了。刘重元已经安排人去办理了，剩下的五处就要劳烦蒋德璟了。
刘重元的速度如此之快，看起来就算是自己没到他也能将粮饷事宜办理的井井有条啊！蒋德璟惊问办法，要知道襄阳也就算了了，武昌等地都在数百里之外，往来协商、选定人选、勘测地址，那一项都得十天半个月的功夫啊，而这期间刘重元还在忙着剿匪事宜，就算是超人也办不到啊！
哈哈一笑，刘重元告知了其中原委。这事儿他当然不会亲自去办，也没有时间亲自去办。他有故交同乡，且是同科进士吴起龙乃是湖广武昌人，又是当地大族，进士及第后授吏部主事，寻迁督查院御史，因为替钱龙锡辩驳而恶了之后的首辅温体仁，结果被解职回乡闲住。
因是富贵公子，所以容忍不了官场侵轧，灰心丧气之余一直居家教导后辈读书，刘重元本与他是湖广同乡，常常联络，此番写信给他，讲述剿贼练兵的重要性和难处，请他于公于私务必帮忙，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才让他再度出山，答应出任武昌钞关的督粮饷道。
吴起龙家里是武昌大族，家族里本就有很大的生意，对于长江上的货运自然是门清，接到刘重元的指示后立即自行垫资在武昌段长江上的白沙洲上设立了钞关，并招募了文书、师爷还有两百多名护军，只等朝廷的任命一下，钞关就可以启动开始收税了。
至于汉口、襄阳、朱仙镇和开封的四处钞关和税务局，刘重元同样如此处理，找到在当地的同乡、同年或者是好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以督粮饷道主理钞关、税务局也是正经为国效力的官员，倒也没有什么好忌讳的。
这个办法投入没有而且见效快，只要所选得人，就能很快收上银子来，而这关键就在于所选得人。为官之道想要做事做大事，第一件事就是要择人，选贤任能分派职务，否则仅靠自己就算是千头万臂也忙不过来啊。
这个刘子乔，别看在京时谈古论今显得学识不足，但是一做起事来确是有章有法还有奇思妙想，更是深得做大事要放权用人的诀窍。想到这里，蒋德璟就想起了皇帝，皇帝十八岁登基，天授英才，三月之间就将不可一世的阉党扫荡干净，恍若太祖复生成祖再世，可是这十年下来，蒋德璟算是看穿了毛病，求治太锐操事太切这个大毛病且不说，就说用人，哎，简直是灾难级的，总觉得自己圣明洞见，总是对臣下充满了怀疑，能够团结同僚的怀疑其结党，谨慎持重的怀疑其因循苟且，勇于任事的怀疑其粗疏，给他提出意见的怀疑其藐视皇帝，总之这么些年了，皇帝就除了温体仁和杨嗣昌，就没有几个看得上的大臣。
心里默默的思索片刻，消化了刘重元的思路和办法，蒋德璟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好办法，是能够短期内筹集到一大笔钱粮的好办法，至于苏州、南京等几处的钞关和税务局，以自己的人脉也能找到不少在籍同年、好友，要做成并不难。来的路上为筹集粮饷而忧心忡忡，随着刘重元的一番话居然迎刃而解，而且还找到一条能为国大量增加赋税又伤民不多的办法，这让蒋德璟非常高兴。
高兴之余，蒋德璟疑惑的问道：“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想必这个想法你是筹谋已久的吧，为何在朝中不提出来？若是早提出来，我大明又何必征发剿饷，弄得民不聊生呢？”话语之间已经带有一丝指责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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