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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没有经历过基层奋斗的上位者，都会有一个天生的毛病，那就是总觉得部下的忠诚是理所当然的。而只有经历过创业艰难、懂得人心的上位者，才明白，任何的忠诚都是有限度的，任何的忠诚都是有所图的。
为人臣者，图名，图利，图名垂千古，图价值观实现，不一而足。雄才大略的上位者当细查其所图，以其所图驱策其效力。同时时时刻刻又在思量臣子会不会起了别样心思，会不会居功自傲？会不会结党营私？会不会贪赃枉法？上位者手里要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既要以胡萝卜引诱臣子效力，又要有大棒时刻准备将臣子敲回正确的道路上。
在京城七年时间，刘重元认真研究过这位皇帝，用他那不值一提的心理学知识，也能看的出来，这位皇帝是有着偏执型精神障碍带来的多疑，这或许源自于他幼小时期朝不保夕的艰难宫中生活造成的阴影。
崇祯皇帝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其时虽然他的父亲，后来的泰昌皇帝，已经战胜福王被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一直偏爱福王而讨厌，连带着崇祯和他的哥哥天启皇帝，在宫里都受了不少委屈。
崇祯的生母孝纯皇后当时只是普通的侍妾，在崇祯五岁时因为失宠被责罚而死，之后崇祯就交由泰昌皇帝的宠妃李选侍也就是西李抚养，之后李选侍女生下公主，无暇照顾，崇祯又被交给另一位李选侍也就是东李抚养。
泰昌皇帝厌恶崇祯的母亲，自然也不喜欢崇祯。可以说，打生下来起，崇祯就是爷爷不疼爹爹不爱没了母亲举目无依的状态，后来能够成长为一个爱读书、有大志的皇帝，也算是奇迹了。
正是幼年的压迫、孤独和惊惧，造就了崇祯偏执一样多疑的性格，不相信任何人，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臣下的所思所想，而且也不吝惜于将这种猜疑表现于明处。
正是清楚的看到了这些，所以，在京师七年，刘重元从来不想冒头，崇祯皇帝数次举行御前考试，亲自面试选拔阁老，刘重元都很隐蔽的装傻充愣没有被选上，就是不想在皇帝身边工作，希望离他越远越好。
在崇祯面前，一定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决不能骄功自矜。
所以，刘重元又请罪道：“微臣有罪三：在临清时，因军中缺饷少粮，为防哗变而自作主张，截下了滞留在临清的税银和漕粮，此滔天大罪也，此其一。于巨鹿之战后，畏惧东虏军势强盛，而坐看东虏破城十余座烧杀劫掠，此其二也。之后东虏快速北撤，臣无能，无法率军追上东虏，令其顺利出关，此其三也。有此三罪，请皇上重重治罪！”
皇帝没想到这个时候，刘重元居然自行请罪，其实这些时日，已经有御史和不少官员上书弹劾刘重元，说他除了巨鹿之战侥幸伏击有所建树之外，其他时候毫无作为。监督刘宇亮也上折弹劾，不过在其他各路大军纷纷败绩的情况下，刘重元能够取得巨鹿大捷，是为此次大战唯一的亮点，皇帝怎么可能治罪呢？
因此，皇帝好言安抚挽留一番，重重的肯定了刘重元的功绩。
大朝后，皇帝在武英殿召集内阁、六部九卿以及刘重元等督抚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讨今后的军事战略。
作为大明军事战略的主导人，杨嗣昌当然是第一个发言。由于陕西和中原的流寇大体已经肃清，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巨寇，除了李自成亡命于大山之中之外，其他的都或死或降，已不足为虑。
就在忙着对付东虏入寇的十一月，湖广巡抚方孔炤奏报，在他所率的湖广军、史可法所部以及梅之焕所率的湖广团练军的围攻下，盘踞在霍山、太湖一带的革左五营终于投降了。
因此，杨嗣昌认为，大明接下来的战略重点将放在剿灭东虏上。杨嗣昌奏请将中原剿匪军、三边秦军等之前清剿流寇的部队全部调往辽东，先花个两三年整军备战，训练士卒、补充装备、囤积粮草，待时机成熟之后大举北伐，直抵沈阳，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灭东虏，从而还大明以安宁。
前任蓟辽总督吴阿衡已经战死，皇帝和杨嗣昌有意任命刘重元接任，同时将中原剿匪军一起投入到辽东，会同辽东军一起压向东虏。对此，皇帝征询刘重元的意见。
这个想法，或许在巨鹿之战后，就已经深深地刻在了皇帝的脑海中，目下只有刘重元对东虏打过胜仗，要对付东虏只有刘重元指挥才行，因此，是接任蓟辽总督的不二人选。
当然现在刘重元立下大功，阶官已经升到了兵部尚书，再任蓟辽总督也不合适，皇帝准备任命他为蓟辽督师，别看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实还是有差别的，督师一般是高于总督的。而且，根据前任督师袁崇焕的职权划分，督师一职主要负责辽东防务，也就是专门对付东虏，所以常常干脆被称为辽东督师。
而蓟辽总督是常设官职，如果没有督师，则既要负责辽东也要负责蓟州，而当设有督师一职时，则只负责蓟州。所以已巳之变时，东虏从蓟州突入，实际上的责任人应该是当时任蓟辽总督的刘策，而不是任职蓟辽督师的袁崇焕，袁都督并不负责蓟州的防务。
脑袋里转瞬之间转过这么多的念头，刘重元沉思片刻，立即回答道：“皇上对微臣信重之恩，微臣无以为报，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竭忠尽力平灭东虏，以报君恩。然则，微臣有几个想法，关系着对东虏的大战略，想要禀奏皇上。”
崇祯连忙示意快讲快讲。
刘重元说道：“杨阁老对时局的分析和接下来的布置，微臣认为非常有道理，但是有几点微臣想要加以补充。这第一点，关于中原流寇，虽然大的流寇都已经或死或降，看起来中原已经平定，但是无论是山东、河南、湖广还是江北，尚有数不尽的大小贼寇聚啸山林，正常情况下，只要官府善加安抚，恢复生产，这些贼寇自然会放下兵器回归田亩，重新成为大明顺民。”
“如此，刘爱卿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崇祯高兴地问道，十数年的流寇之乱终于得到了平定，这也算是巨鹿大捷之外，最大的好消息了。
“这些时日以来，微臣转战河南和山东各地，发现今年的气候非常不正常，从去年腊月以来，两省几乎没有下过雪，天气却十分的寒冷，根据不少有经验的老人断言，今年两地可能有大旱！”刘重元此言一出，举座皆惊，要知道，天启崇祯之交，正是因为西北大旱，造成陕西饥荒，然后是民变、军变，继而引发了持续十余年的流寇之乱，这陕西流寇刚刚平定，河南和山东就又要大旱，这，这，老天爷还让不让大明活了？
“事实上，崇祯十一年，河南一省就有不少的府县干旱，灾区老百姓四处逃荒，然后被流寇挟裹。朝廷只是看到了去年流寇在河南四处流动，越发壮大，却没有看到河南旱灾的影响已经十分严重。”
“子乔，你说今年河南和山东将会大旱，有几分把握？”杨嗣昌惊问道。
刘重元沉思了片刻，坚定的回答道：“我有八成肯定，两省今年将会有大旱，而且席卷的府县将会非常广泛。”
阁老程国祥也出列道：“这些时日，山东、河南两省，也有不少的官员，包括巡抚、布政使和知府，向朝廷上奏当地的气候异常，恐有大灾。”
两边的消息一相互验证，顿时让朝堂上的重任心往下一沉，原本雄心勃勃的准备对付东虏的，现在看起来，恐怕先要应对即将到来的大灾才对。
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刘重元等人的判断不一定对，天象岂能妄测？而且圣天子在上，这些年大明已经如此的多灾多难，老天爷怎么可能还会降下如此的大灾呢？
刘重元心理面嗤之以鼻，但是面上却说道：“现在已经二月，到秋收也不过是还有大半年，如果朝廷以赈灾为上，也不过耽误半年，而且，对付东虏原本就要花时间筹集粮饷。可是要是朝廷没有准备，而大旱如期爆发，两省上千万老百姓陷入饥饿，从而再度爆发大规模民变，届时朝廷还要花多少个半年才能平息呢？”
未算胜先算败，这番道理彻底折服了皇帝还有杨嗣昌，谁也不想看到再爆发一次流寇之乱，大明也承受不起再一次。
面对皇帝和诸大臣的询问对策，刘重元侃侃而谈，建议首先，应该减免河南和山东今年的赋税、辽饷的征收。即使没有大旱之灾，河南过往几年饱经流寇之乱的祸害，流寇和官军往来交兵，地方上已经被荼毒的一塌糊涂。山东则刚刚被东虏蹂躏过，十数个县城被攻破，死伤被掳的百姓近百万，免去两省的赋税，与民休息恢复元气，是极为必要的。
而如果今年大旱真的到来，朝廷早早的免去了赋税和辽饷，两省士民感念之下，或许造反的念头也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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