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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当然是朱家的天下，是大明皇帝朱由检的天下。这是毫无疑问的，天下当然是天子的天下，自夏启受命于天，改编尧舜禹禅位制度，从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开始，天下就奉天子一人为主。历经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两千多年来一直如此。
但是天子毕竟只是一人，纵然真是上天之子，岂能以一人治天下？所以，历朝历代，天子都需要部属帮助治理、守护天下。
远的夏商不说，周朝的做法是分封，将天子的兄弟、儿子等亲属以及功臣宿将，封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分封到边疆以及重要地带，代替周天子守护，如此周天子只需要治理最安定、富庶的京畿地区就可以垂拱而治了。所以，周朝是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
但是分封的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出了五服，与周天子的亲属关系越来越淡薄，实力倒是越来越强，随着周天子权威下降，而诸侯国相互攻伐兼并，最终从战国七雄到秦一统六国。
秦汲取周的教训，废除分封制，全国三十六郡数百个县，直接统归朝廷管理，每一个县令都是由咸阳直接任命。但是秦国也不是以一人治天下，皇帝治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治理天下，而百官之首的丞相，更是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无所不统，可以自行任免官员，权力相当的大。所以秦朝应当是天子与官僚共治天下。
汉朝汲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重新施行分封，汉高祖刘邦将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关东六国，汉庭则直接统治西部秦国旧地郡县，天下来说是郡县与分封并行，朝廷内则是功臣与外戚平衡，因此，汉朝是天子之下，诸侯王、功臣和外戚相互平衡，共制天下。
后来因为诸侯王势力太大，到汉景帝时期引发七国之乱，诸侯王势力大受打击，然后在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之后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同时，汉武帝还不断地打击军功功臣集团的势力，还以尚书台取代丞相，统管全国军政，架空丞相，以外戚为大将军、大司马主掌尚书台。所以自汉武帝之后，外戚逐渐完全压过诸侯王和功臣，独揽统治大权，于是变成皇帝与外戚共治天下。
再后来到了东汉，外戚与功臣结合，势力更加膨胀，有时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著名的跋扈将军梁冀先后立冲、质、恒三帝，把持朝政二十年，在他掌权期间，立三帝，毒一帝。新皇帝为了夺权，外朝又被外戚掌控几乎铁板一块，于是团结身边的宦官，来打击外戚。当然打倒了前朝的外戚，为了巩固统治又要扶持自己的外戚，从而形成一次次的循环。总的来说，东汉是皇帝与外戚、宦官共治天下。
此后的历朝历代，除了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外，大都是围绕着皇帝、诸侯王、外戚、功臣贵族、太监这些势力往来拉锯、此消彼长，共治天下。
而到了大明，碰到了太祖皇帝这样一个千年难遇的雄杰，打破了一切开国皇帝的权利布局特点，先是以胡惟庸和蓝玉两桩大案，几乎杀光了开国功臣集团，然后又直接废除了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九卿、五军都督府、督查院、锦衣卫等这些部门。所有的人都直接对皇帝负责，真正实现了以一人治天下。
虽然因为成祖靖难，又重新引入了新的勋贵，到了土木堡之变后也烟消云散；弘治、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都有过一段时间的文官阁老主理朝政，但那也是皇帝的信任和委托制，并不是制度使然。至于偶尔的宦官专权，那也只是代行皇权而已。总的来说，我大明就是皇帝一人治天下，皇帝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他可以二十年不上朝，不接见大臣；可以放权于任何人，可以是阁老，也可以是一个太监。
皇帝几乎没有任何的制约，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天下万民都是他的臣仆供他驱策。用海瑞骂嘉靖的话说就是：视举国为私产,视百官为家奴。
对家奴者，称心如意则加官进爵优礼以待，稍有不顺则棍棒相加，丝毫不顾及士大夫的脸面，而严重者则直接下锦衣卫大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此态度，何能得士大夫之心，又何谈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其实皇帝也明白自己是独夫，只能依靠自己，就像他某次责问内阁首辅温体仁练兵筹饷一事，温体仁直接回答自己只是因为能写文章，你不嫌弃我驽钝提拔为首辅，我也只是会票拟奏章而已，至于军国大事，由圣明无比的皇帝你乾坤独断。皇帝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对他更加信任了。
即使百官之首的内阁首辅，也只是皇帝处理奏折的大秘书，奏章上的处理意见，全都要看皇帝的意思。所以，在大明朝为官，官职的高低都是虚幻，一切都看皇帝的圣眷，皇帝信任自然可以无往而不利，而一旦惹得皇帝厌恶，别说能做什么事情，能够留下一条命就不错了。
因此，不少的大臣，自觉失去了皇帝圣眷，或者厌恶了朝中的恶斗，往往都会主动辞官归故，悠游山林。
归隐山林也是大明官员普遍的梦乡，即便是当今最受宠信的杨嗣昌杨阁老，也不止一次的对刘重元说道想要告老归乡，于松柏下饮酒踏歌，吟诗作赋。
读书人都梦想科举高中然后位列宰辅，而只有在朝为官的高官们，才知道所谓宰辅亦不过是皇帝的小小秘书而已。
所以，虽然国势日衰，皇帝忧急，但是文武百官跟着着急的并没有几个，大明是皇帝一人之大明，与大臣们何干？更何况，急也没有用，你一个人急又能解决的了什么问题。
而刘重元的演讲，所提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辈士大夫当挺身而出！”的说法，立即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也引起了巨大的反思。
这大明之天下，我辈士大夫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明已经危殆到了如此的地步，我辈士大夫若还是像以前一样，用则可不用则去，那谁能辅佐皇帝匡扶社稷呢？
朝中杨嗣昌看了刘重元的演讲稿，就对同僚们说道：“刘子乔此言，为国至忠，颇有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我所不及也！我为阁臣，辅弼皇帝，却总是瞻前顾后小心谨慎，不敢指出皇帝的失误，害怕失去圣眷，我的过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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