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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豹颇有些乐不思蜀了。来山东之前，郑芝龙让郑芝豹来山东一来是让他镀镀金，最主要的是完成朝廷的诏令，因此给他的命令是象征性的完成一两次任务之后，就找借口，例如修补战舰、水兵思乡、补充弹药等等，率领舰队回到福建。
毕竟福建才是郑家的根本之地，在北方打的再好，出力再多，也只是脸上增点儿光而已，于郑家的实力并无多大益处。
刘重元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郑家水师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尤其是大量搭载的大口径舰炮能够更好地实现刘重元由海向陆的战略目标。
虽然由于东虏的忽视，登莱水师就能制霸北洋，但是登莱水师的战船最大的也就是装备大将军炮，大部分装备的是佛郎机炮，口径小、火力弱、射程近，而且水兵射击水平很差，往往水战甚至要跳帮肉搏夺船。海上虽然仍然无敌，但是对岸上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利用水师的战略机动性，对东虏的后方沿海目标进行骚扰，或者载运陆军在后方登陆，而实质性的火力支援几乎是没有的。
而郑家水师不一样，其军舰上搭载的大量重型火炮可以直接对海岸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靠岸列阵的北洋军可以得到直接的火力支援，这也就意味着，在辽南半岛沿岸地带，北洋军可以得到快速的炮火掩护，而不需要忍受重炮那糟糕的战略机动性。
因此，刘重元倾力的拉拢郑芝豹，在渡海乘坐郑家水师战船时，常常教导以忠义。当然并不是直白的宣讲忠君爱国之道，而是从孔孟之道、向圣之心说起，来阐发士大夫的人生意义。
自从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千六百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天才绝伦的思想家，围绕着儒家的解释，从汉代的天人感应说、宋代的天理人欲、朱程理学，到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其实无一不是试图以儒家的思想，来达成一个合理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解释而已。
当然这些不是郑芝豹这样的秀才禀生考虑得到的。对他们而言，还处在学习圣人之道的初级阶段，学习孔夫子说过的话的微言大义，学习《论语》、《大学》、《中庸》这些典籍，学习仁义礼法、道德节行。但其实，他并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是为了科举做官？是为了成圣？
而刘重元告诉他，读书不仅仅是为了科举做官，读书是为了明理、为了正己、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的圆满。明理正己这些比较浅显，郑芝豹都懂，那么何为实现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的圆满呢？
刘重元就从人和畜生的对比来讲。人和畜生有何区别？人吃喝拉撒睡觉，畜生一样的吃喝拉撒睡觉；人生老病死生儿育女，遇到不幸悲伤升官发财开心；畜生一样会生老病死一样生育下一代，照样有人类的七情六欲。刘重元特别指出当下的一些人，热衷于升官发财，醉心于声色犬马，也不过是追求口腹之欲、肉体之欢，这跟禽兽追求的又有何差别？
说到这里，郑芝豹以及很多旁听的水师官兵都脸红透了。
人只有脱离了这些低级趣味，才能有更高的追求，何为更高的追求？佛家讲斩断七情六欲、脱离人生苦海，追求人生的最终解脱。而我们儒家追求的，则是积极入世，在辅助君王“尊王攘夷”“抚定天下”的过程中，不断地格物致知，探求圣人之道之极，立功、立德、立言。如果能够明哲绝伦、功业博大、道德圆满，则近乎无限趋近于孔圣人，从而成就不朽。
刘重元的这番讲经，一直持续了数天，没有空闲，就被郑芝豹拉着请教，旁听的军官、士卒，即便是大字不识，也无不为刘重元的讲解所倾倒。
儒家思想统治中华两千年，可不仅仅是所谓统治者需要所以扶持起来那么简单。儒家自有一套能够自洽的道理和哲学，别说是当下这个知识贫乏的年代，就算是后世知识大爆炸、各种思想任人学习的年代，经过去芜存菁的儒家思想照样能够照耀人生。
而郑芝豹出生于富可敌国的郑家，声色犬马享乐早就司空见惯，越是享乐越是充满了空虚感，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在刘重元的教育下，郑芝豹慢慢树立起为国效力、沙场建功、青史留名的想法，同时拜刘重元为师，更加努力的向他学习经史子集，期望能够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追求的四有士子。
因此，在金州之战后，郑芝豹不仅没有理会其兄让其率军南返的命令，反而越发勤恳的率领舰队返回山东，继续帮助运输东江镇和山东镇的剩余部队，同时尊找刘重元的命令，修补战船补充弹药，准备作战。
除了郑芝豹是主要的统战对象，福建郑家水师上下也不能忽视。像郑彩、施福这些核心军官，金州一战后无不加官进爵。由于郑芝龙的正式官位仅仅是福建水师副将，因此，麾下军官最高也不过是参将、游击，像郑彩，天启年间就跟着郑芝龙在海上打拼，十余年间血战数十场，却依然只是个游击，而金州一战，一跃升为参将。虽然郑家水师自成一系，但好歹还是奉朝廷号令，遵守朝廷编制，加官进爵总是让人开心的。
而普通官兵，因为饷银丰厚，在山东这个大灾的年月里，一个个都成了土财主一样，纷纷上岸买房娶妻纳妾安家。山东地方，尤其是登州一带地方官怨言很大，但是刘重元出于统战的考虑，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或明或暗的鼓励，希望这些熟练水手，尤其是熟练炮手能够留下来。
虽然时间尚短，还不能有效对抗郑芝龙的命令，但是刘重元相信假以时日，即使不能将这支舰队拐过来，也能留下一大批的人才。
在人事方面，朝廷和皇帝总体上是尊重刘重元的表奏的，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提议记功授奖的，让刘重元忧虑的主要是两点。
第一是，根据随同天使一起来到金州的兵部官员，其实是杨嗣昌的亲信所讲，朝廷里有御史在上书朝廷，说北洋总督所辖地域太过广泛，包括河南、山东两省和辽南金州。麾下兵力太多，有山东镇、河南镇和东江镇三镇战兵，有登莱水师、福建水师、浙江水师三大水师，还有越编越多的卫所兵和团练部队，该御史统计，北洋总督最多可以调动二十万人的兵力。更加，刘重元自行开设钞关和税务所，强制征收藩王、士绅、富户钱粮。从兵力、财力来说，权势已经远远超过唐代之节度使、宋初之藩镇。
因此，该御史建议，无论是出于防患于未然，还是爱护良臣的考虑，都应该削减北洋总督的职权。首先，既然河南的灾情已经得到控制，叛乱已经不再发生，应当将河南从北洋总督的辖区中划出。
这一条，朝野几乎得到了共识，已经得到了一致认可。即便是杨嗣昌也说不出反对的理由。
然后，该御史建议，削减北洋总督所辖兵力，山东镇和东江镇已经投入在辽南的作战，刚刚取得大捷，当然不能动。但是河南镇坐镇河南，在河南已经大体安定的情况下，仍然让近两万众无所事事岂不是劳师糜饷，该御史建议，应当将该镇裁撤。
无论是杨嗣昌还是刘重元，都明白，这御史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本质就是为了朝廷大佬的争权夺利。首辅薛国观见不得刘重元立功于外，杨嗣昌受宠于内；更不能容忍北洋进一步立功，让杨嗣昌在皇帝面前更为得宠，威胁他的首辅之位，因此开始下眼药使绊子。
裁减辖区还能接受，可是裁减兵力此言一出，遭到了相当多的反对，首先是杨嗣昌，甚至辽南作战的危险，最是作战的紧要关头，每多一个兵都是好的，岂能临战裁撤兵力，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新任河南巡抚李仙风也是非常反对，因为，裁撤部队最是凶险，尤其是河南镇五营，不是流寇投降，就是新编入的团练，最是桀骜难驯，多年的刀口舔血生活，哪能回到田亩耕种，更何况当下河南赤贫千里，种田毫无收获。李仙风想象得到，河南镇今日裁撤，明日就要造反。
反就反吧，偏偏是反在他河南。因此，李仙风以河南无力裁撤河南镇为由，建议将其调往别地，辽东、直隶不都在喊缺乏兵力嘛！
还是杨嗣昌苦苦劝说，以辽南作战需要，还需要收复复州、盖州和海州为由，才劝说皇帝收回成命，让河南镇留在北洋总督下辖。但是皇帝还是强令兵部，让河南镇五营立即出发，移驻登州，随时准备出发渡海辽南作战。
最后，眼红北洋钞关日进斗金的户部，也会同这些御史，共同弹劾北洋总督越境设立钞关，于朝廷制度不合，建议朝廷将其收归户部管理，同其他钞关一体征税，供应北洋以及其他边镇军饷。
这一条，也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共识，即便是杨嗣昌心里明白钞关对北洋的重要性，明白一定独立的财权关乎着北洋的生死存亡，但是看到蒋德璟报告的几大钞关、税务所收取赋税数量，心里也是觉得说归朝廷管理于公于私都是好事，大不了，今后多帮着北洋催促军饷了。
这些事情，不在朝廷的圣旨之中，赵石、李信等人当然不曾知晓。刘重元想了想，犹豫了片刻，还是向三人说了这些事情。
“奸臣误国啊！”赵石在刘重元身边多年，早就见惯了朝廷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虽然担心但并不惊奇；李大开武进士出身，对这些朝堂上的事儿也算是有所耳闻；倒是李信，确是头一次知晓高高在上的朝廷，居然如此的黑暗，顿时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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