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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刘重元这个山东巡抚还真的做的不称职，一年多的任期倒有大半都是在外，很少停留在济南巡抚衙门，为了不影响公务运转，同时还要兼顾山东的救灾事宜，刘重元特意请求朝廷调来一位干吏帮助自己。杨嗣昌左选右选挑中了陕西按察使汪乔年。
汪乔年是天启二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刑部、工部郎中、青州知府等职，因治行卓异，升登莱兵备副使，父死丁忧归家守孝，守制期满再起为陕西右参政，再以卓异升任陕西按察使。
汪乔年以居官清苦著名，刘重元就算有名的清苦大臣了，和汪乔年相比就黯然失色了。甚至老汪已经不能用不讲究生活享受来形容，而是带有明显的自虐成分。官居正三品的按察使，也就比吃糠咽菜衣衫褴褛稍强一些，若非穿着官袍，简直就像是个要饭的。
居官异地，随身只带两名做家务的仆人，家属不随一人。一介书生却自负才武，喜欢舞刀弄剑骑马奔驰，有好端端的床不睡，半夜露宿户外享受风霜之苦。
其时刘重元在去年九月渡海到了金州，汪乔年则是十月从山西调任山东布政使兼巡抚佥事，全权负责山东一省的民政事宜，将刘重元从山东的民政事务解脱出来。汪大人一到任，立即进一步贯彻落实刘重元的考成法，积极的要求各府州县的官员更加积极的投入到抗旱救灾的工作中去。
这也就算了，因为朝廷已经免除了山东和河南两年的赋税，为了防止有地方官府私自滥收，刘重元之前专门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到各府州县，会同各级官府，以张贴告示、政策宣讲等方式，诉诸千万老百姓，同时告诉老百姓若有哪级官府敢于私自收取赋税，则可以直接扭送省府治罪。
工作组不是说下来一次，政策的宣讲是频繁进行的，但有发现违令的官员，立即惩处绝不宽宥。在巡抚衙门如此强力压制下，各级官府自然不敢顶风作案，但是随即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按大明律，每个县的正式官员只有县令、县丞、主簿、典史和巡检等不超过十人；正式的吏员只有吏、户、礼、兵、刑和工六房，分别对应朝廷的六部，每房各有典吏负责。这就是朝廷承认的、发给薪俸的官吏，总计也就十多人，却要负责百里之县万户之地的治理。这也是太祖皇帝时期制定的，主要是希望能少设些官吏，让老百姓的负担轻一点。
但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诺大的一个县城，想靠十几个官吏要处理收取赋税、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维持治安、处理诉讼这一大摊子事儿，就算是官吏全都变身超人也不可能做到。对比一下后世的县级政府一般有上百个局一级的行政机构呢。
因此，历朝以来，虽然上有政策，但是下有政策。单说县里，在制度设计之初，也考虑到官吏人手不足，因此规定配户当差，一县的日常杂事，比如衙役、马夫、门子、库夫、禁子、防夫、纤夫、伞夫、吹手之类，都属于役。这些役职都是从老百姓里挑选出来白干活的。
在一个县衙里，几个官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几十个吏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州衙、府衙莫不如此。
一两百年下来，鼠有鼠道蛇走蛇路。官员们要升官发财，靠一点儿微薄的薪俸连自己都养不活；疍吏们不用说，无利不起早，哪一个祖宗三代传下来，都是人精一样的，贪婪成性，歹毒异常；至于差役役为官府做事，总也不能让自己吃亏，他们手上有一点儿权利，都会挖空心思的弄钱。
怎么搞？当然是找老百姓收。找老百姓收钱自然得有个名目，否则被人告发就是大罪，这些歪脑筋多多的官吏们自然多的是办法，第一个就是火耗，县里从老百姓手里收的是散碎银子，向上交纳的是银锭，因此必须要将散碎银子熔铸成银锭，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所损耗，就成为火耗。这个损耗官府当然不能承受，只能向老百姓多收，至于火耗有多少？要多收多少，那就全看官吏们的良心了，大体来说是正税的三成到一倍左右。
至于其他的淋尖踢斛之类的贪污手段，林林总总不可计数。
但总的来说，官吏们要搞钱那都得依附在征税上，税都不征了，还有什么借口去搞钱？总不能明抢吧！之后，刘重元提请朝廷，由户部直接给山东和河南的各府州县的在编官吏发放薪俸，这钱倒是不多，一个县十几二十个在编官吏，薪俸最高的县令一年也不过一百四十石粮食，整个省一两千官吏，也不到十多万两银子。
只可怜那些个官吏捧着手上那点儿可怜的薪俸欲哭无泪，而那些没有正式编制的疍吏和力役们更是陷入绝望。一代代靠官家吃饭，他们早就丧失了自谋生计的本事，这一下子没了收成该怎么过活呀？
刘重元在时，还体谅各级官府日常维持的需要，还有各级官府的疍吏和力役估摸着得有十万左右，也不能让他们走上绝路啊，所以，除了命令各级官府要大力削减疍吏和力役数量之外，也尽量拨出一部分钱充作各级官府的公费，也就是行政费。
而到了汪乔年上任，金州战役打的如火如荼，而山东秋收几乎在崇祯十一年的基础上直接折半了，灾民满山满谷，每座城市每天都是一家一家的饿死灾民被拖去城外的乱葬岗埋掉，卖儿卖女甚至自卖的随地可见。
在这种情况下，汪乔年毅然的将每月的公费逐月减半，一直到年末减到了零，惹得山东官场上下都怨声载道，甚至一片喊打喊杀之声。可是前来说理的官员们看到汪大人的情形又完全说不出口。
汪大人自己就厉行实践裁减疍吏和差役，除了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请了两个师爷帮助处理钱粮和刑名之事外，绝大部分的疍吏和差役都被革职赶走了，大小事情汪大人都是亲力亲为，就连往常书吏做的抄写工作都自己做，大冬天的冻得手上全是冻疮。
布政使衙门的廊檐下，汪乔年命令砌了十多个锅灶，让来办理公事的官吏，前来打官司的老百姓自己烧饭，前者不再需要衙门支付往来迎送的钱，后者老百姓自己烧饭就没有疍吏差役敢收钱了。
廉生明公生威，面对这样一个好官，山东的官员们无可奈何，实在受不了的就找门路调往别处，情愿降职三等也不愿意再在山东干下去，老百姓们则是欢欣鼓舞，前有刘总督倾力救灾，后有汪藩台清廉公明，山东老百姓真是福气大啊，这样的好官碰到一个都是万幸，居然能同时被皇帝送来山东。
刚刚到巡抚衙门坐定，汪乔年就带着山东巡按御史宋学朱、按察使王懋学和其他一干官员来拜见，于是刘重元、蒋德璟一起就北洋军饷钱粮和山东救灾等事一起跟他们商量。
汪乔年虽然五十多岁人，但是多年的艰苦生活让他又瘦又小须发皆白，但是说起话来确是中气十足。“刘部堂，我是你亲自向朝廷举荐，调任来山东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别怪我说话不客气！”
刘重元示意无妨，有话只管讲。
“刘部堂，当下山东和河南灾情如此猛烈，且不说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就说如此之多的灾民四方流荡，就差一点儿火星就是崇祯初年的陕北啊！我听说河南那边已经是如人间炼狱，土匪、流寇再次四方作乱，团练、山寨相互攻伐，眼看着就是大乱将至啊！部堂，如此局势下，就不能暂停辽南的攻势，节约下来钱粮用于救灾吗？还有技术学校，哎，不说了，不说了。下官也知道征讨东虏是部堂职责所在，可是就不能缓上一两年吗？”
汪乔年的话悲天悯人，言辞之恳切让人动容，但是刘重元又如何停的下来呢？七万北洋军朝野瞩目，若不能进取辽东只是安坐山东，一方面朝廷会疑虑担忧，另一方面劳师糜饷也会受到朝廷的指责。
刘重元只有让北洋军跟东虏在打仗，才能让朝野上下安心，也愿意为北洋军的军饷买单。大明大大小小的军镇多了去了，十有七八都在欠饷，凭什么发饷给北洋军？而以北洋军大部分都是投降流寇的状况，刘重元也不敢长时间欠饷，一旦哗变、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这些诛心之言刘重元如何说的出口，只得说道：“老先生的道理，学生如何不知。为此事，学生左右思量，若想要节省军费救助灾民，唯有裁减北洋军，例如裁减到三万甚至两万。否则无论是不是渡海北伐，这钱粮都省不下来，因为当下北洋军粮饷都是海运直接从江南运往金州，损耗很小，并不存在千里运粮十不存一的状况。”
军队外出打仗，损耗粮食远远大于驻扎本地，因为军队打仗，需要民夫在后方转运粮食，这个时代交通落后，转运过程中的损耗，民夫的吃食，会极大地增加粮食的消耗，因此有千里运粮十不存一的道理。
可是北洋军不一样，通过江南到辽南点对点的海上运输，粮食损耗极少，甚至小于北洋军驻扎在山东时，这些道理汪乔年等文官是并不懂的。听了刘重元的解释才明白过来。
“那…”汪乔年原本想问能不能裁减北洋军，可是话没出口就意识到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重元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且不说能不能裁减的了，裁减之后能否安置妥当，就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北洋军顺利裁军，老先生，这省下来的军费，就能投入山东河南的救灾吗？”
“这个！”汪乔年无言以对，以皇帝和朝廷的尿性，山东能省下来军费，自然是要投入到辽东、宣大和直隶这些地方，至于山东和河南，且在忍耐忍耐吧！这个道理，汪乔年稍稍一想就能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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